摘　要: 政治参与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不单单是政治权利的体现,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民国、1949 —1977年、1978 —1990年等四个不同阶段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以及不同群体在参与影响力上的差别看 ,以影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为解释变量,以古观今,全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参与危机。一方面社会上存在要求参与的压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希望回应参与危机。在两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形式。

关键词: 政治文化;　社会结构;　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 100084)

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

一、古　　代

在原始社会里,民众似乎有参与的权利。《诗经》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里的“先民”据说是上古之君,把这句话译为白话就是:古之人君决策前,一定会征求庶民的意见。这就意味着,“最古之世,人民之得以参与政事者也”。①

但在传统阶级社会,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需求并不高,他们对公共性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在古代中国,有两样东西形成了利益表达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一是传统社会结构。利益表达的前提是承认民众个人或群体利益是正当的, 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和”。② 为了实现“和”的理想,可以有两种做法。

① 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370 页。

②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27 —31 页。

一种做法是让初始不合拍的各种利益得到表达, 让它们在相互碰撞中整合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另一个做法是压抑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是后一种做法,它是一种整体本位的文化,这里的“整体”相对于个人是家庭,相对于家庭是家族,相对于家族是地方,相对于地方是国家,个人只是这些外延不断扩大的整体中的一分子。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甚至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同理,小群体的利益应当服从大群体利益,并为大群体利益作出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被称之为义务本位的文化, 而不是权利本位的文化,它强调的是人们应尽的义务, 而不是应该享受的权利。① 在这种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里,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② 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庶人不议”的主张。

也许有些人会举出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者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成分。不错,孟子贵民,认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都应该考虑人心之向背。但是,孟子虽然重视民意和舆情,我们翻遍一部《孟子》也找不到关于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只言片语。大概孟老夫子认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体会足矣。萧公权对孟子的评价十分到位: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 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与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③

黄宗羲比孟子晚生近两千年,是清初民本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黄梨州还参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贵民”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变法建议,涉及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让地方势力和宰相来制衡君权,民众的参与并不在其视野之内。难怪萧公权感叹道:“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州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④

传统社会结构对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影响同样深远。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蜂巢,由无数个蜂室组成。在这里,我们不去细究作为其基本构件,每个蜂室到底是村落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社区。⑤ 无论其基本单位是什么,每个蜂室是一个带有强烈内聚性的经济体。它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产、运输、交易和信贷体系。除此之外,每个蜂室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人们的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都在其中形成,人们的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在其中发生,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和权力关系也在其中展开。基层共同体的居民对区域内部状况相当了解,并具有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但他们对区域外的世界却十分陌生,并充满疑虑。

在这种蜂窝状结构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切身利益主要与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小共同体相关,他们的视野往往局限在那个小小的蜂室之内,而对整个蜂巢不甚了了,所谓“天高皇帝远”是也。每个基层共同体的成员主要由农民构成,但也有乡绅、工匠、商贾和僧侣,其中乡绅是国家机器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商贾则沟通此蜂室与彼蜂室之间的有限的经济往来。正是这些不是农民的人维系着各个蜂室与整个蜂巢的关系。⑥ 在蜂窝状结构下,即使赋予农民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这种权利。更何况传统政治文化根本不允许他们享有这种权利。① 社会结构对参与的影响也许在传统文化被摧毁后会表现得更显著。

① 近30 年来国内外都有人试图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儒学与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不矛盾。如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 《: 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琪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年。但他们的论证往往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 经典中抽取只言片语,且忽略了儒学对人们行为的实际影响。Chenyang Li. Confucian Value and Democrat2 ic Value , The J ournal of V alue Inqui ry , 1997 , 31 : pp. 183 —193 ; Robert Weatherley. Harmony , Hierarchy and Duty Based Morality : The Confucian Antipathy Towards Rights , J ournal of Asian Paci f ic Communication , 2002 , 12 :2 , pp. 245 —267.

② Lucian W. Pye.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 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 , China Quarterl y , 1991 , 127 : pp. 443 —466.

③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87 页。

④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560 页。

⑤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有人认为是村落,有人认为是基层市场社区。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5 期。

⑥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 ructure in Rural China , Part 1 , 2 , 3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64 —1965 , 24 , (1 —3) ;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Peasant 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 An Open and Shut Case , Com2 parati ve S tudies in S ociet y and History , 1971 , 13 , (3)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在中国古代,只有那些传统政治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约束不了的阶层才得以较多地表达其意见。这首先是指知识精英———士大夫。早在周武王伐商纣时,就有伯夷、叔齐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秦汉以下,政治上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更是被国家揽于彀中。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阶级,士大夫有一些特殊的力量来制衡皇权。②

于是“, 在政府里,由臣下来批评君上,有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③ 士大夫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一方面是因为儒家传统期待他们在君主荒淫无道时站出来说话, 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士大夫这个阶层在蜂窝状社会结构里地位特殊,具有双重角色,游走在蜂室与蜂巢之间,能进能退。⑤

工匠和商人也比一般农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出现都市化的趋势。规模日益扩大的城镇与传统的蜂室不太一样,其内聚性没有农村社区那么强。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财富的累积, 人口的膨胀,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和工匠性的职能团体。缙绅阶层虽然不屑参与这些团体, 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团体在城镇中的影响力。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和地方性的, 从未成为独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镇没有西欧那种城市自治权,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抑商文化的作用,这些团体甚至还需仰仗缙绅担任与地方政府交涉的媒介,根本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所谓“市民社会”。⑥

二、民　　国

清末民初,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松动,尤其传统文化对大众参与的敌视受到撼动。但辛亥革命主要还是一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要等到“五四”前后,社会革命还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引入了一整套西式政治体制,如总统、国会、政党、选举等。看上去热热闹闹,但政治参与的范围只是稍稍扩大了一些,从只允许士绅参与,扩展至包括一些都市新精英(如商人、新学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等) 。以1913 —1914年的国会选举为例,由于存在财产、税负和教育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只有10. 5 %的人口成为合法的登记选民。⑦ 当时选民由各省自报,这个数字很可能有较大的浮报和滥报成分。⑧

在新精英中,商人的角色值得注意。这里说的商人,不是分散在农村的老式商贩,而是集中在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 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不再受传统蜂窝状结构束缚,其成员牵涉的利益关系更加广泛复杂,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域或特定行业,他们的视野也相应比传统精英要宽广得多。随着工商业在清末民初的发展,这个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商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这种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社会团体, 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崭新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①

① 在中国古代,农民的参与只有在动乱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如从陈胜、吴广到黄巾、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不过“这种力量暴起暴落,有破坏性的冲击,却不能构成制度性的制衡”。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32 页。

②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第30 —32 页。一个例子是,士大夫往往可以利用“清议”来评论政治和政策。Mary Backus Rankin. “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 : 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 J ournal of As
ian S tudies , 1982 , XL I , (3) : pp . 453 —484.

③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41 —45 页。

④ William T. de 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 in Chinese Thought and I nsti tutions , ed. , by John K.Fairbank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7.

⑤ Merle Goldman. China?s I ntel lectuals : A dvise and Dissent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⑥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第28 —29 页。

⑦ Peng2yuan Cha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The Parliament of 1913 —1914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78 , XXXVII , (2) : pp. 293 —313.

⑧ 熊秋良《: 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 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1 期(总第156 期) 。

根据张玉法的研究,在1899 —1909 年间中国就出现过265 个商业社团。不过,早期社团一般都很脆弱、短命,稍纵即逝。② 辛亥革命为商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1912 年,全国仅有57家商会, ③但到1915 年, 商会总数已经增长到1 242 家。④ 在清末民初中央政治权威衰落的背景下,以商会为中心,商人们广泛参加了抵货运动和其他政治活动,并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⑤ 其后在20 年代初期,工商业者逐渐摆脱了“在商言商”的旧习,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运动和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多次主动发起请愿、抗议等政治运动,敦促国会制定宪法,要求监督国家和地方财政,要求废督裁兵,直到自行组织具有立法机关性质的“国是会议”和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民治委员会”。到20 年代中期,甚至还有人提出成立“商人政府”的主张。⑥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便着手对商人团体及其他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企图把它们纳入训政体制,加以控制。此后,虽然商人阶层也曾偶尔主动参与政治,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府的附庸。只是到了1947 —1949 年间,当国民党政府陷入风雨飘摇时,商会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才再一次爆发出来。⑦ 不过,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蜂窝状结构的效力在乡下和小城镇依然很大,那里的商人们在政治上未必如此投入。⑧

同一时期,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也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在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展开了一轮大规模的结社运动。在1920 —1923 年间,成百上千个青年团体、学会、文学俱乐部和互助合作社等在各大城市出现,大中学生和教授在结社中尤为积极。⑨ 青年学生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派豪情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早期学生运动到“五四运动”, 从“五卅”时期的大规模卷入,到抗战前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战胜利后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青年学生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偶尔也走上街头,但他们更多地采取办刊撰稿和组党的方式来影响时政。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1896 年) ,到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898 年)和《新民丛报》(1902 年) ,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1916 年) ,到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1919 年) ,到丁文江倡办《努力周报》(1922 年) ,到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1932 年) ,再到储安平创办《观察》(1946 年) ,都是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办报办杂志来参与和影响社会变革的例证。这些刊物几乎每个都代表着一股风潮、一个时代,对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过极大的冲击。lu 除了办刊办报外,有些知识分子还直接投身政治,组建起自己的党派。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就出现过一个组党热潮,据张玉法考证,民初国会选举时,竟有大小600 余个政团参加。当然,它们大多数是昙花一现,不久就销声匿迹了。lv二三十年代,又陆续出现一些政党和代政党色彩的团体,如中国致公党(1925 年) 、中国农工民主党(1930 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 年) 、国家社会党(1934 年) 、中国青年党(1934 年) 、全国各界救国会(1936 年) 。

① 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

② 张玉法《: 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年,第90 —148 页。

③ 朱英《: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55 页。

④ 《民国八年中国年鉴》(民国八年版之影印版) ,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 年,第117 页。

⑤ 马小泉《: 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 天津社会科学》1997 年第4 期;杨振姣《: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烟台大学学报》2003 年第16 卷第1 期。

⑥ 朱英《: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5 期。

⑦ 魏文享《: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 —1947》《, 开放时代》2004 年第5 期。

⑧ 冯筱才《: 1911 —1927 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 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6 期。

⑨ 王世刚、李修松《: 中国社团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58 、372 页。

10，20 世纪20 年代,胡适就曾说过“, 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年10 月9 日,参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321 —322 页) 。

11，张玉法《: 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第33 页。

抗战期间出现了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 , 抗战胜利后,又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年)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 、九三学社(1946 年)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 年) 。这些党派有的依附国民党,有的支持共产党,还有的高举“第三势力”的旗帜。① 不管其纲领如何,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在传统社会,读书人就比其他阶层束缚少。到20 世纪上半叶,经过外来思想的撞击,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如果说商人参与的主要是地方政治,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则试图为中国向何处去寻找答案。

19 世纪40 年代中国出现近代工业。从那以后,新兴的工人阶级便开始在中国历史舞台崭露头角。据估算, 到1919 年前后, 全国当时有约260 万产业工人和1 800 —2 000 万手工业作坊工人、小型店铺职工和城镇苦力,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都市里。②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工人们虽然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斗争方式不仅没有摆脱传统蜂窝状结构的影响,反倒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强烈影响。这与中国工人队伍的来源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在城市里是背井离乡、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为了在陌生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护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往往集中在某个行业。因此有近代上海“广州木匠、宁波铜匠、盐城人力车夫”及“哈尔滨之理发者,皆为鄂人,北平之挑水夫,尽为鲁籍”的现象。在各地的码头搬运工、车船脚夫、城镇挑夫等苦力行业中,更是普遍存在不同籍贯的人各划地界、把持行市的情况“, 非其本帮,绝难羼入”。③ 即使必须与外地人在同一个行业共事,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也往往与同乡结成帮会,乡谊给他们一种归属感、亲近感和依赖感。如20 年代初在汉口铁路工人中,便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按照邓中夏的说法,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帮别人争夺工作的组织”。④ 换句话说,移民们在城市中复制了他们熟悉的蜂窝状结构。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曾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农村的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移民们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一种“传统”对“现代”的包围。⑤ 在这一背景下,工人运动受到帮会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中国早期的罢工绝大多数是由帮会发起和领导的,突破行会帮口界限的罢工是例外,而不是常例。⑥ 虽然乡谊有利于同籍工人内部的团结,使基于区域文化认同的工人组织有较强生命力; ⑦但与此同时,与帮会混杂在一起的工人组织往往追求狭隘的利益,并因此相互冲突,甚至械斗,很容易被雇主、买办、当局和军阀所利用,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如何,由于帮会的影响巨大,所有政治势力都希望利用帮会来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如此, ⑧日伪政权如此, ①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① Edmund S. K. Fung. The Alternative of Loyal Opposition :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and Chinese Democracy , 1937 —1949 ,Modern China , 1991 , 17 , (2) : pp. 260 —289 ; Edmund S. K. Fung.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Minor Parties and Groups in Republican China , Modern China , 1994 , 20 , (4) : pp. 478 —508.

② 王永玺《: 中国工会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第6 页。

③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期,第48 页。

④ 蔡少卿、刘平《: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学术研究》2000 年第3 期,第74 页。

⑤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 10 —15.

⑥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期,第49 页。

⑦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⑧ 参见王永玺《: 浅析行帮、会党与中国工会运动》《,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 年第14 卷第3 期;顾健娣、林齐模《: 杜月笙和上海工运》《,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21 卷第
1 期;张辰《: 战后上海主要产业和工运概况》《, 档案与史学》2002 年第3 —5 期。1920 年代中期,为了获得广泛政治支持,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都花了大量力气组建工会和农会。到1927 年两党决裂前后,中国已经建立了700 个工会,拥有两百万会员。参见刘健清《: 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43 页。国共分裂后,两党分别控制自己的工人组织。据南京政府中央工商部1928 年调查,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有1 117 个,177 万余会员。参见瑷Z :《历史上国民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会》《, 工会博览》2004 年第7 期,第41 页。

在经过长期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一套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包括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采取“红心白皮”的方式开展工会工作;开办工人学校、俱乐部,与工人沟通感情,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等。共产党早期的工运领袖,如李立三、刘少奇、李启汉、包惠僧、陈潭秋、苏兆征、林祥谦、汪寿华、张维桢等就是这样身体力行打开工运局面的。只有通过这些迂回的方式,共产党才得以逐步将一些受帮会控制的工人组织改造为新型工会,获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② 如果忽视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纯而又纯的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③ 1922 —1923 年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5 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史实都说明,只有妥善处理好与帮会的关系,才能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在这些成功的、跨越帮口的总罢工中,政党的作用是胶合剂,把散落的“蜂室”聚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来自政党的动员,单靠“自为”的工人阶级,也难以发动起有效的工人运动。在政治参与上,农民更容易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影响。虽然在晚清新政时期中国已出现自称“农会”的组织,但它们都是商办或绅办的职业团体,并为这些精英所把持, 与普通农民无关。④

1921 年9 月底爆发在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农民运动,虽然只存在了不到3 个月,却拉开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⑤ 次年6 月,彭湃在广东海丰组织了“六人农会”,并于1923 年元旦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衙前和海丰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减租、争端、互救问题,仍局限于其所处的村落之中。⑥农民运动的高潮是在国共合作形成后才出现的。如图1 所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广东。从1924 年12 月到1926 年5 月,广东的农会会员由18 万猛增至62 万,其后又上升到83 万,会员人数几乎占全国同期农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不过,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的精力北移,土豪劣绅马上有了反扑的可乘之机,加之广东国民政府首脑李济深迅速右转,压制农民运动,广东很快丧失了在全国农运的中心地位。⑦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湖南。本来湖南农民运动远远落后于广东,1926 年4 月,全省才有农会会员38 000 人。1926 年7 月、8 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形势急转直下。到1926 年12 月举行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农会已拥有130 余万会员。此后,农会会员人数快速膨胀,到1927 年4 月底,湖南全省农会会员达到518 万余人,几乎占全国农会会员的一半。⑧

① 参见黄美真《: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 历史研究》1994 年第4 期。

② 参见房晓军、胡长青《: 论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23 卷。

③ 参见田素文《: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新特征》《, 山东师大学报》1994 年第2 期;周建超《: 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城市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3 期;张军《: 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求索》2005年第1 期;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 t rike : The Pol i tics of Chinese L abor , Chapter 2.

④ 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各省设立农会史料》《, 历史档案》1998 年第2 期;常书红、王先明《: 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 社会科学研究》1999 年第2 期;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

⑤ 丁晓强《: 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1 期;陈晓蓉《: 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 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11 期。

⑥ 殷丽萍《: 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性质新论》《,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 年第1 期。

⑦ 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心再认识》《,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5 期;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两个全国农民运动中心成因对比研究》《,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5 期;肖飞《: 论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

⑧ 范忠程《: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5 期;吴忠华《: 大革命时期湖南成为全国农运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辽宁师专学报》2004 年第4 期。

北伐军进入湖北后,农民运动出现了第三个高峰。此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湖北农运发展较慢。1925 年12 月省农协成立时,会员不过区区2 000 人左右。然而,随着北伐军的到来,农会会员很快在1926 年9 月增加到287 000 人。1927年3 月,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迎来了湖北农运的鼎盛期;2 个月后农会会员人数已高达250 余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在1927 年5 月的马日事变和7 月的武汉分共后,一片腥风血雨顿时吞噬了一度蓬勃的湖南、湖北农运,全部农会组织几乎顷刻瓦解。①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湖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鼎盛期三省农会会员共计约800 万,而当时全国农会会员总数不过915 万人。② 从三省的情况看,农民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再到衰落不过短短一年左右,最长不超过两年,真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解释这大起大落呢?③ 很明显,农民运动能在短期内展开得如火如荼取决于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国民革命军摧毁了军阀控制的基层政权,使这三个省广大农村一度出现政权真空。两湖的农民运动就是在北伐军开进后才出现一日千里之势的。④ 二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发动,尤其是共产党人的革命动员。事实上,无论是衙前农民运动,还是海丰农民运动,都是共产党员发动的。北伐前,毛泽东和其他人曾试图在湖南组织农会,但组织者一旦离开或被杀害,农会就马上垮了。⑤ 北伐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陆续派出大批农运特派员到湖南和湖北,发动农民支持北伐战争,组建农会。没有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动员,农民运动的勃然兴起也是难以想象的。⑥那么,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竟然毁于一旦呢? 前述两个外部条件的消失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当时农民运动的蜂窝状特征也可以解释其脆弱性。

① 程得红《: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 湖北文史资料》2002 年第2 期;廖廷实《: 大革命后期的湖北农民运动述论》,《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 年第2 期。

②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第170 页。

③ 金冲及认为,中共没有及时在农民中发展武装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参见氏著:《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

④ 在湖南,农会会员超过5 万人的那些县都处在北伐军由南向北挺进所经过的区域。而农协会员最少的是芷江县,只有274 人,那是在北伐军主力没有经过的湘西地区。参见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第31 —32 页。

⑤ 金冲及《: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第23 —24 页。

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 年7 月至1926 年9 月共举办了六届,共培养学员772 名,先后被分配到全国20 个省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 年底至1927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共举办了17 个地方性的农讲所或农训班,为当地培养了几千名农运干部。谭克绳《: 大革命时期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研究》《,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 年第5 期;杨建中《: 试析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农民运动高涨创造的条件》《, 沧桑》2003 年第3 期。

在1926 —1927 年的高潮期, 农民运动虽然从整体上看席卷数省,气势如虹,但农民协会基层组织带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地方色彩。农民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地方为单位组建农民协会。广东国民政府曾试图将农会与宗族等血缘关系剥离开来,强调“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绝不可表示地方亲族或亲戚关系”。① 但实际上,同族同宗同时加入农会的现象相当普遍。当时还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即在杂姓乡里,如果其中一姓成立了农会,其他姓氏就不参加农会。成立农会的家族还往往借农会的势力凌辱其他的姓氏。当时规定一乡不得有两个农会,否则就会出现以不同姓氏为主的农会。②

两湖地区的农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蜂窝状结构中形成的农会关心的主要是本地(甚至本族) 的问题。如湖北黄冈县的农民遇到旱荒就参加农会,一旦下雨,农会就解散了。在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捉拿土豪劣绅时往往出现一姓农民与另一姓农民之间发生争夺的事情。③ 因为同样的原因,湖北许多农会会员不听从村农会的安排, 许多村农会不服从区农会的指挥,有的区农会不服从县农会的指挥。④ 湖南省农民协会1927 年也抱怨,全省各地“区农协不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现象”比比皆是,相当普遍,以至于“省农协简直失掉指挥全省工作的作用”。⑤ 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⑥ 看来,当时的农民运动也复制着这种“差序格局”。当农民运动同时在一个个蜂室里兴起时,也许看似轰轰烈烈,然而,一旦支撑农民运动的外边条件消失,各村、各乡、各县的农会便不得不孤军作战。在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下,运动的失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于1928 年通过了《农民协会组织条例》,1930 年通过了《农会法》,1938 年通过了《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并试图在各级建立御用的农会。南京政府声称,到1938 年全国共有33 000 个基层农民组织, 拥有会员近3 500 万人。⑦ 然而同时国民党自己也承认,“我国农民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还,渐趋消沉,各级农会虽多依法组织,而实质极为空虚,工作几近废弛”。⑧ 如果说国民党控制的农会还有什么功能的话,那便是它们“纯粹成为县政府执行征兵、派夫、农林、水利、生产等政令的工具”, ⑨完全没有利益表达的作用。

在共产党控制的苏区、边区、根据地、解放区情况则完全不同。与国民党统治区压抑人民政治参与的做法截然相反,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地区鼓励人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并建立各种机制,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途径。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便实现了劳动群众普遍的选举权:凡是苏区的工农群众,无论性别、财产、种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均享有苏维埃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剥削阶级及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剥夺。这反映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工农民主专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这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上说得很准确,“工农劳苦群众对这样权利的取得,乃是历(史) 上的第一次”。lu 工农群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在选举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据当时的史料记载,1932 —1933 年中央苏区的三次选举,选民一次比一次多,平均达到四分之三。选民不仅享有选举权,还享有对代表的罢免权。苏区不少乡都有评议代表和罢免最差代表的记录。①

①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6 页。

② 黄冬娅《: 试析广东国民政府的农会政策》《, 学海》2005 年第1 期,第58 页。

③ 姚曙光《: 农民的理性:对湖南农民运动社会心理层面的探究》《, 云梦学刊》2005 年第1 期,第44 页。

④ 程得红《: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 湖北文史资料》2002 年第2 期,第75 —76 页。

⑤ 李彦宏《: 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3 期,第97 页。

⑥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4 —30 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86 、497 页。

⑧ 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第14 页。

⑨ 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第14 —15 页。

10，田利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制度述论》《,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4 期,第102 页。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和根据地的政治参与制度更加成熟。为了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除了卖国者、剥夺公民权期限未满者和精神病患者外,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照顾不识字的选民,还创造出“投豆法”、“烙票法”、“投纸团法”等多种投票形式。这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和参加选举。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晋察冀边区、晋绥、太行、山东等根据地,投票率都高达80 % —90 %。在人民群众教育普遍低下的战争环境里,根据地人民如此之高的政治参与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除了选举以外,各抗日根据地还普遍建立了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这些组织摆脱了血缘与地缘纽带,提高了不同群体的自身组织化程度。通过在村民大会、行政会议、参议会中的代表,这些群体可以比较有效地参与政治,影响决策。② 共产党在促进人民政治参与方面的成就连中共的敌人也不能否认。如张君劢承认,共产党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它“凭借中国人民之民主要求,造成国民党精神之崩溃”。③

三、1949 —1977 年

就政治参与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牢固树立起人民主权的观念。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和民国时期政治参与是精英们的禁脔,新中国则开启了工农大众参与政治的大门。1949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宗明义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又重申了这一国家性质。这样,在法律上,政治参与权的主体便扩大到全体人民,尤其是几千年来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从此以后,如果任何人试图在法理上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都注定会被历史所唾弃。

政治参与权的行使首先体现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上。1953 年,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民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 78 亿,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 88 % ,共选出基层代表566. 9 万人。④ 其后,直到1965 年,全国人大会议基本上做到根据宪法规定如期举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年到1963 年先后进行了五次普选,也基本上做到了按时选举。⑤ 也许拿严格的程序民主原则来衡量,这些选举的民主程度并不很高。但对于几千年来饱受专制压迫、从未行使过选举权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它们确实标志着迈向民主的一个大飞跃。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人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和热情如此高涨。⑥

1949 年以后,对传统精英阶层(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 而言,他们的政治参与权的确在很长时期里受到了限制,甚至遭到剥夺;1957年以后更是如此。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昔日的“卑贱者”变成了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和“主人”,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第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同时, 传统的蜂窝型社会结构不仅没有被摧毁,反倒在新基础上得到加强。传统蜂窝型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宗族、村社,

① 谢一彪、朱腾云《: 论中国苏维埃选举制度的特点》《,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1 期,第42 —45 页。

② 翁有为《: 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 山东社会科学》1997 年第3 期;张鸿石《: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河北学刊》2002 年第2 期;李伟中《: 论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及其意义》《,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6 期。

③ 封祖盛编《: 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第137 页。

④ 杨群红《: 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发展》《, 中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4 期,第68 页。

⑤ 梁柱《: 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选择: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 年第1 期,第29 页。

⑥ 《北大教师珍藏12 张选民证,见证我国选举进程》《, 京华时报》2003 年11 月11 日。

而新蜂窝型社会的基础在农村是集体所有制的社队,在城市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农村的情形也许还好理解,因为社队的基础就是传统的村社。那么,为什么城市也会在现代条件下保留蜂窝状结构呢? 很多人认为,单位是共产党的创造。其实,早在民国年间,一些公营或准公营机构已经带有了“单位”的色彩。① 不过,那时外企和私企的流动性较大,已不像一个个蜂室。

也许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带有极大的惯性,哪怕时代进步了,一有可能性,人们就倾向在新形势下复制传统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首先具备了单位的特征,它们不仅具备各自独特的职能(如工厂、学校、医院、政府机关) ,同时也带有共性,即它们都是其成员赖以生存的共同体。从进入单位开始,一个人的命运便与它联在一起。他(她) 的工作、住房、娱乐、医疗、托儿、退休保障等一切福利待遇都由那个特定的单位提供,要想从一个单位调往另一个单位非常困难。“铁饭碗”是本单位提供的“铁饭碗”,离开了单位,饭碗就将不保;“大锅饭”是本单位那个“大锅”里的饭,不会与其他的“大锅”混在一起。②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城市里的所有机构都变成了带有极强内聚性的单位,大部分人都被纳入了单位体系,游离在外的恐怕只有那些学徒工、合同工、临时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这种新蜂窝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人们的人际交往、文化活动以及权力关系的外延边界,与传统的蜂窝状结构十分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把它称之为“新传统主义”也未尝不可。③ 在蜂窝状结构下,工人和农民虽然享有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这种权利。

第三, 农会和工会不再发挥利益表达功能, 其理由是共产党已经最好地代表了工农大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1949 年以前,在新老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地区已经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在1950 年之前,“仅华东和中南两区, 农民协会已经有2 400 万会员”。④ 1950 年7 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规定农民协会的性质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并要求建立除中央以外各级农民协会(乡、县、专区、省、大行政区) 。此时的农会是包容中农和富农的组织,代替了解放战争中一些解放区(尤其是东北解放区) 成立的贫农会、雇工工会。不过,农会的主要领导人在贫雇农中挑选。为了联合中农,同时也提出要保证中农占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三分之一的要求。至于农会的职能《, 通则》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通则》实施之后,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农民协会在土改、组织农村生产、保障农民享有政治权力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树立了较高的威信。也正是通过农会,贫雇农掌握了农村政权,成了农村的主人。50 年代头两年恐怕是自大革命以来农会发展最兴亡的时期。⑤ 然而,由于农会带有强烈的基层政权特征,随着土地改革复查在1953 年春结束、其后逐步组建了乡村政权机构,原先的基层农会骨干,大多转为村、乡两级干部。1954 年春,经过普选,全国普遍建立起乡人民代表大会,取代了原来的乡农民协会;乡以下的农会组织也被村级政权所取代。⑥ 此后,在农村政治舞台上,农会的身影便消失了。直到1963 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后,贫下中农协会才再次出现,它们一直存在到80 年代初,随人民公社一起消亡。

① Wen2Hsin Yeh. Corporate Space , Communal Times : 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 ; Bank of China , A 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995 , 100 , (1) : pp . 97 —122.

② 刘建军《: 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Xiaobo Lu , Elizabeth J . Perry , eds. Danwei : The Changing Work 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 ve Pers pecti ve , Armonk , N Y: M. E. Sharpe , 1997.

③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2T raditionalism : Work and A uthorit y in Chinese Indust ry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6.

④ 张举《: 新中国初期农民协会兴起与隐退原因探析》《,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3 期,第16 页。

⑤ 徐国普《: 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 求实》2001 年第5 期。

⑥ 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在1949 年7 —8 月份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劳动协会与全国总工会合而为一,实现了中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尤其是重点城市,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反对各地工会工作中的委派制度和包办代替现象。① 当时,刘少奇还提出,要“把最强的干部,第一等的干部放在工会,做工会工作”。② 然而,建国后不久,在中国高层就发生了关于工会作用的激烈争论。争论的起因是在有些公营企业,工会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定位,往往过多地屈从于行政,忽视了职工的利益。1950 年7月,中共中南区第二书记邓子恢在题为《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工会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在私营企业里,工会固然不能代表资方,替资方说话,即使在国营企业里,工会也不应与企业管理层混同在一起
。虽然工会和管理层都是为国家和工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但毕竟岗位不同。工会绝不应成为“厂方的附属品”。邓子恢的报告得到了党中央首肯,全国总工会也将这份报告列为工会干部整风学习材料。

但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子恢的看法,并于1951 年4 月组织撰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对邓子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高岗认为,在公营企业里,不存在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此,公营企业中管理层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此后的争论中,刘少奇和当时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支持邓子恢的观点。但国基未稳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确保人事稳定,消弭了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决定牺牲李立三。

1951 年底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给李立三扣上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和“严重的工团主义”两顶帽子,并撤销了他全总党组书记的职务,由赖若愚接任。③ 这次对李立三的批判给以后的工会工作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像两个紧箍咒一样长期禁锢着工会干部的思想,从而导致工会功能的萎缩。此后,工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局限于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而不能发挥保护职工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更有人提出了“工会消亡”论。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全国总工会甚至提出撤销县及县以下工会的方案,结果导致大量工会摘牌或停止活动。④

第四,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成为群众参与政治的特殊形式。从1949 年到“文革”结束,可以说是群众运动持续不断,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从20世纪50 年代初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 到50 年代中后期的反右、反右倾,再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文革”,运动几乎一个接着一个。这些运动具有三个共同特点。首先,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中共最高当局发动的。与其他执政者不同,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群众,一直把群众当作党最宝贵的资源,并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法宝之一。一遇到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总会想到用动员群众的方式加以解决。董必武曾不无感慨地说“,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接连发动了几个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都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成绩”。毛泽东则更直截了当:“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 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⑤

其次,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对象要么是旧社会的老“精英”(如土改的对象地主、富农;镇反和肃反的对象反动党、团、军警特人员;三反的对象资本家;反右的对象知识分子) ,要么是解放后产生的新“精英”(如三反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反右倾、四清和文革的对象党内各级领导干部) 。最后,运动的依靠对象是最广大的普通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现在有人说当时的政治运动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是在强迫命令情况下进行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亿万普通百姓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其中的。否则,中共领导人决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现在还有人说,当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是受了蒙蔽,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尽管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群众依然可以利用运动提供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愿。如果群众真是浑浑噩噩,他们卷入运动的行为应该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可循。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① 龚宣《: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全国工会工作会议》《, 工会博览》2003 年第22 期。

② 引自胡其柱《: 工会转向:建国初期的工会之争》《, 聊城大学学报》2004 年第4 期,第48 页。

③ 樊济贤《: 建国初期有关工会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工会理论与实践》1999 年第6 期。

④ 艾棣《: 上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刮起的“工会消亡”风》《, 工会博览》2004 年第12 期。

⑤ 参见阚和庆、陈长生《: 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反思:兼论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政治发展思想》《,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6 期,第10 —11 页。

例如, 在所谓“最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分派的逻辑清晰可见,决不是“上当受骗”可以解释的。① 实际上,运动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利于破除旧“精英”们对劳动人民的鄙视,遏制新“精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防止在他们中产生高高在上、压制民主、独断专行、拉帮结派、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现象。1949 年至“文革”结束,腐败现象之所以比较罕见,与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与震慑作用是分不开的。② 在“文革”期间,为什么农村总的来说没有城市那么动荡? 对农村干部的斗争为什么没有城市那么残酷? 这并非是因为农民不善于参加群众运动。究其原因,大概与农民的怨气刚刚在四清运动中得到抒发是分不开的。③ 这个反差充分说明了政治运动是当年中国老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运动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参与者最关切的主要是本单位、本地区的运动。对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运动,人们往往没有太大兴趣,除非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运动会影响本单位、本地区运动的力量对比和结局。

这四方面的变化对中国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的内容与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国家的主人,工农大众的参与权是谁也不能剥夺的,但他们不能通过工会和农会纵向联合的方式影响国家大政方针,只能在本社队或本单位对政策的执行者和执行过程施加影响。例如,农村生产队长往往是由本队社员选举产生的。④ 除此之外,社员还可以通过大会发言、向工作队反映情况、给上级机关和新闻机构写信等方式影响政策的实施。⑤ 在工矿企业,干部并非选举产生, 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这里所谓工人是指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在管理上,除了有工人群众作为专职人员的参与之外,工人群众还可以以非专职人员的身份参加管理。毛泽东把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精髓的鞍钢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它在20世纪60 年代初至70 年代末成为公有制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⑥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鞍钢宪法”体现出来的经济民主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化为现实“, 两参一改三结合”都是单个企业内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1949 年至“文革”结束,就连人们的非制度化参与也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影响。那些深嵌入蜂窝状结构的人较少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恰恰是那些与蜂窝状结构若即若离的人更可能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治。例如,从1957 年3 月至6 月,上海发生了1 300多起罢工和怠工事件,其中百分之九十发生在刚刚成立的小型公私合营企业中。这绝不是偶然的,与国有企业的工人不同,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尚未完全适应蜂窝状结构。在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中,又是那些还没有完全纳入蜂窝状结构的工人(如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 在罢工和怠工中最为积极。1957 年的上海工潮还有一个特点,工人并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联合起来的不满对象,他们抱怨的对象局限于本企业,无非是劳动补偿、管理风格之类的问题。因此,虽然单个厂的罢工不少,但形不成一个像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次起义那样的全市性总罢工。这明显也与蜂窝状结构有关。①

① 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 裴育萍《: 对毛泽东“群众运动治腐”思想的思考》《,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卷第2 期;童中贤《: 论我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几个问题》《,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2 期。

③ 李若建《: 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 开放时代》2005 年第1 期。

④ John P. Burns. The Election of Production Team Cadres in Rural China : 1958 —1974 , China Quarterl y , 1978 , (74) :pp. 273 —296.

⑤ John P. Bur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s in China , in Victor C. Falkenheim , ed. ,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2 temporary China ,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Michigan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1987 , pp. 91 —121.

⑥ Rensselaer W. Lee III. Ideology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Industry , 1949 —1971 , Asian S urvey , 1972 , 12 , (8) :pp. 647 —661 ; Charles Hoffmann.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Factories , Modern China , 1977 , 3 , (3) : pp. 291 —320 ;鞍钢宪法研究课题组《:“两参一改三结合”与国企改革和发展:为纪念“鞍钢宪法”40 周年而作》《, 党政干部学刊》2000 年第2期;罗定枫《: 关于“鞍钢宪法”的回忆与思考:纪念“鞍钢宪法”诞生四十周年》《, 党史纵横》2000 年第12 期;马宾《: 纪念毛泽东谈鞍钢宪法》《, 人民春秋》总第42 期,2003 年10 月15 日,http :/ / www. maostudy. org。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是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最早试图组建纵向联合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组织,以突破蜂窝状结构的束缚,争取他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利益。中国的执政者对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参与方式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掌管蜂窝状结构,哪怕是在蜂窝状结构下的造反。因此,对这类纵向联合、打破蜂窝状结构的全国性组织,即使原则上支持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毫不手软,当劝说解散不果时,他们很快宣布这些组织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② 1967 年初以后,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便很少出现。哪怕是造反精神最强的人也不敢再碰建立全国性组织这条政治“高压线”。“文革”头两年,各地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当然不计其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蜂窝状结构。中央领导人很快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潜在危险。因此,从1967 年上半年开始,他们便要求解散跨行业组织, ③到下半年,毛泽东更亲自发出指示,要求群众组织“按照系统, 按照行业, 按照班级,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④ 1968 年又提出“归口闹革命”的口号,强调按单位实现大联合。⑤ 只有在架空跨单位群众组织的条件下,中央才可能收拾“文革”头两年造成的乱局,恢复原有的蜂窝状结构。1969 年以后,多数省份很少再出现突破蜂窝状结构的现象,因此也比较稳定。

综上所述,在1949 年至“文革”结束, 工农大众政治参与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 但他们的参与有一条相当明确的边界,即他们所在的社队或单位。只是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期间,他们才在短暂的时间里有机会跨越这条边界。不过,这个机会瞬息即逝。至于被排斥在“人民”之外的“敌对分子”,则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四、1978 —1990 年

1978 年开始的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改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坚持“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扩大了“人民”的范围。以前搞阶级斗争,将“黑五类”等排除在“人民”之外;现在,取消了阶级成分,摘了“右派”的帽子,不再讲阶级斗争,因此,所有人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人
民”一分子,同享“人民主权”。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受了20 多年的压制,这些旧“精英”阶层及其子女仍然拥有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旦恢复公民权, 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超过其他阶层。另一方面,正式宣布从今以后不再搞群众运动, 1975 年写入宪法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被删除,民众通过运动的方式制约当权者不再可行,但又没有设计出新的有效制约机制。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影响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90 年代以前,以单位体制为特征的蜂窝状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多数人的生活还离不开单位和村社。另外,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在80 年代初便随人民公社一起消亡了,而“文革”中一度停办的工会现在只不过恢复了以前所具备的那些功能,仍不能完全发挥保护职工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作用。

① Elizabeth J .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 China Quarterl y , 1994 , (137) : pp. 1 —27.

② 参见周恩来、王力、陈伯达、江青等1967 年1 月中下旬的历次讲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 集,1967 年1 月。又见1967 年2 月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1967 年2 月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 ,1968 年4 月,第224 —225 、228 —229 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1967 年4 月13 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 ,1968 年4 月,第326 —330 页。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1967 年10 月17 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 ,1968 年4 月,第565 —566 页。

⑤《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1968 年9 月14 日, http :/ / www. etext . org/ Politics/ MIM/ chinese/ classics/ jiangqing1966to1976/ 1212160/ 135. html 。

在不讲阶级斗争和终止群众运动制度环境下, 民众的政治参与开始常态化。两项实证性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常态化中国式政治参与的特征。第一项是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的研究,其资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1988 年末和1989 年初在北京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史天健将参与的概念定义为“市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实际后果的行为”。这样定义的“参与”不仅包括一般人理解的选举行为,也包括诸如用送礼方式进行的利益交换等。根据这个定义,史天健发现北京居民的参与行为有28 种之多,包括参加各类选举、通过各种途径反映情况,怠工、罢工、贴大字报、游行示威等。在调查的前5 年,90 %北京居民至少以一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如果排除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 73 %的居民至少以一种方式参与政治,57 %的居民至少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参与政治,20 %的居民至少参与了一种抗议行为,如怠工、罢工、游行示威、抵制不公平选举,鼓动他人与领导对抗等。总之,北京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远比西方学者想象得要高。对比其他国家的数据, 史天健的结论是,尽管参与的方式不同,北京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并不亚于很多所谓民主国家(见表1) 。① 另一项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肯特·杰宁斯的研究,其资料来自1990 年初北京大学对4 个县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对被访问者提出五个有关政治参与的问题,表1 给出了调查结果。

也许在中国人看来, 表1 反映出来的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并不高。但在熟悉其他国家情况的杰宁斯教授看来,这样的结论恐怕太草率。杰宁斯自己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中国农村居民独立的政治参与行为比一般人想象得更积极、更普遍。即使与中国城市居民或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也不遑多让。例如,在已经民主化了的爱沙尼亚,曾试图联合他人解决本地问题的人(10 %) 与中国这次农村调查结果差不多,而曾向民意代表反映意见的人(12 %) 则比中国农村低。与发达国家比, 中国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在有些方面水平低一些,但在另外一些方面高一些。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国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教育程度普遍比中国农村居民高。我们知道,政治参与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如果中国农村参与水平较低的话,那很可能不是中国政治制度造成的结果,而是农民教育程度不高的结果。假设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在同样制度环境下的参与水平一定会更高。第二,农村居民参与政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带有多元主义的色彩。除了追求与个人利益相关的狭隘目标外, 他们也追求其他更广泛的目标。而且他们懂得如何运用不同的参与方式来影响政治。

①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 pation in Bei j ing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第三, 影响参与水平的变量既包括个人特征,也包括环境因素。这些变量的作用方式与在西方国家的情况十分近似。例如,杰宁斯的多变量回归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参与水平的关键变量之一: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大。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用杰宁斯的话说“, 一位不知内情的观察者如果看到这些数据,很可能认为数据来自西方民主国家”。①

这两项研究,数据都采集于1989 —1990 年,一项研究城市,一项研究农村,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人政治参与的水平其实并不低。与别国相比,城乡中国人的政治参与有四个特点:参与集中在政策实施阶段,而不是政策制定阶段;参与行为主要发生在单位内部,而不是在单位以外;参与方式往往是个体行为,而不是集体行为;参与的目的是在体制内追逐具体利益,而不是挑战现有体制。很显然,这些特点都是当时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

五、挑战与回应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发生的深刻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参与危机。首先,引起社会结构变化的最关键原因有两个,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二是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所有制的变化早在80 年代初就发生过一次巨变,当时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得农村集体经济仅剩下乡镇企业那一块。在90 年代,农村开始推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村集体企业“改制”。所谓“改制”,实际一言以蔽之就是私有化。几年下来,乡村集体企业大部分已变成原来经营者的私有财产。乡镇集体企业的消逝“标志着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② 城镇所有制结构之所以发生变化,除了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对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企业、外企等) 的崛起也是重要原因。

如图2 所示,1978 年时,几乎所有城镇就业人口都是国有和集体职工。这种格局在80 年代虽然开始松动,但变化很小。直到1989 年,90 %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依然是公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90 年代以后,情况急转直下。尤其是1995 年以后,在“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口号下,成千上万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破产倒闭,几千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到2004 年,国有和集体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已跌至30 %以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导致依托公有制存在的城乡蜂窝状社会结构快速崩溃。农村不用说,在城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不带“单位”的特征;即使国有和集体企事业部门的“单位”特征也消退。

① M. Kent J enning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 ryside , A merican Pol i tical Science Review , J une 1997 ,Vol. 91 , No. 2.

② 王颉《: 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http :/ / www. usc. cuhk. edu. hk/ wk_wzdetails. asp ? id = 3653 ;冯曲《: 世纪末的变革: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评注》,http :/ / www. usc. cuhk. edu. hk/ wk_wzdetails. asp ? id = 2573 。

其次,人口加速流动既是农村蜂窝状结构解体的结果,也成为进一步瓦解城镇蜂窝状社会结构的原因。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1. 45 亿人。① 以前,一个人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岗位上工作可以一干几十年,有利于维持蜂窝状结构。现在情况大不一样。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后,就好比蜂窝里的蜜蜂纷纷外出不归,很容易导致蜂巢的衰败。目前,不少农村地区已成为所谓“386170 部队”,也就是说,剩下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了。这样的社区内聚性有多强可想而知。进了城的那些青壮年则往往要么干起个体户,要么充当临时工、季节工、合同工,与所在企业缺乏有机联系。如果城镇还有什么“蜂窝”的话,他们绝大多数游离在“蜂窝”之外。而廉价外来移民的无限供给会诱使仍维持“单位”部分特征的公有制企事业部门进一步减少“单位”特征,以削减成本。这样一来,城镇残存的蜂窝状结构会加速消失。

一方面,解放后形成的新蜂窝状结构正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恢复传统蜂窝状结构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可以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是实实在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变得日益开放、流动、多元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文化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解放后,人民主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普通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卷入政治生活;但在很长时期里,民众的参与带有政治动员和蜂窝状结构的痕迹。现在,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如何呢? 先看看两项有关民众政治参与意愿的抽样调查结果。

第一项调查于1995 年在北京进行。② 从表2可以看出,针对三个政治兴趣领域,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感兴趣”或“很感兴趣”。更出人意料地是,超过九成被访民众承认,他们“偶尔”、“经常”或“总是”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与别国相比, 北京市民对政治话题的兴趣大大高于墨西哥,超过美国和英国,只是比韩国居民低一点。北京市民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的频率则高于这所有四个比较对象。

第二项调查于2000 年在江苏农村进行。③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对国家大事“感兴趣”或“很感兴趣”,对本地事务“感兴趣”或“很感兴趣”的农村居民只是稍微少一点,也接近三分之二。正是因为感兴趣,他们也爱谈论政治话题,超过九成农村居民“偶尔”、“经常”或“总是”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见表3) 。对比江苏农民与北京市民的对政治的兴趣,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大,与外界对农民的“愚昧”、“保守”等刻板印象大相径庭。

① 李培林《: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新形势》,南方网,2005 年4 月15 日,http :/ / www. southcn. com/ nflr/ llzhuan2 ti/ hexie/ hxlw/ 200504150369. htm。

② J ie Chena , Yang Zhong. Mass Political Interest (or Apathy) in Urban China , Communist and Post2Communist S tudies ,1999 , Vol. 32 : 281 —303.

③ Yang Zhong. Political Culture an
d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 ryside :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 PS , 2004 , pp.445 —453.

人们不仅对政治有很强的兴趣, 他们对民主参与的理念也相当认同。以江苏农村调查为例,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乡镇和县级官员应该经选举产生,将近六成的被访者不认同由上级指派官员的做法(见表4) 。更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即使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能解决问题,即使选举造成小小的不安定,也不应取消选举;即使官员们很能干、值得信任,即使一般人知识准备不足,也不能剥夺人们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正是因为人们普遍接受民主参与的理念,近六成的农村居民相信,中国的前途取决于老百姓,而不是几个国家领导人。①

把当代中国放入横向比较的框架,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今中国人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有多强。国际上有一项“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 Survey) ,定期对大约70 个国家进行政治文化方面的调查,其中包括中国。“世界价值调查”的问卷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询问被访者对民主制度的态度。图3 衡量了亚太地区各国被访者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我们看到,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六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比中国略高,但中国被访者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则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问卷中引用邱吉尔的话说,民主制度也许有很多问题,但它优于其他政治制度。中国90 %的被访者同意这个说法,其比重高于多数国家。当问到是希望看到强人治国、能人治国、军人治国,还是民主治国时,高达96 %的中国被访者选择民主治国,居各国之首。② 也许中国人对“民主”一词的理解与别国人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在中国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关于这一点,其他多项实证研究可以相互印证。③

对政治话题感兴趣是政治参与的必要心理条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那些对政治话题感兴趣的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一定高于别人。④同样,接受民主参与理念更是政治参与的心理条件。那些接受民主参与理念的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一定高于其他人。当然,对政治话题感兴趣或认同民主参与理念并不是政治参与的充分条件;制度上的限制很可能使那些有心参与政治的人无法参与政治。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很多, 认同民主参与的人很多,但制度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重重,就很容易出现所谓“参与危机”了。事实上,参与危机的苗头已经出现。据2002 年进行的一次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城乡居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除了经济发展以外,人们也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唯独在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方面,只有不到四成的被访者看到了进步,远低于其他方面(见图4) 。恐怕正是因为民众的参与不足,收入分配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腐败情况才越来越严重。① 可以说,参与危机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一方面社会上存在要求参与的压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希望回应参与危机。在两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形式。如果说90 年代以前中国式参与集中在政策实施阶段的话,那么新型参与已经提前到选举决策者、设定议程、制订政策阶段;如果说90 年代以前参与被限定在单位藩篱之内的话,那么新型参与正在突破了蜂窝状结构;如果说90年代以前的参与主要是个体行为的话,那么有些新型参与已经带有群体性色彩。

2008年第 4期 (第 23卷)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4 2008(Vol. 23) 法律与政治    作者  王绍光

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中有一个很趣的比喻，他说印度像是一个钓鱼的人，鱼饵被一条不希望它上钓的鱼咬住了。此文正好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本来非暴力运动就很虚伪，说说可以，莫非还要当饭吃？但是就像我们纪念倒下的中国军人一样，我们也纪念印度的军人。为国捐躯无论在那一边都让活着的人永志不忘，当然，是为了永无战争。
　　
　　 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
　　
　　每一场战争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根源。战争并不是晴天霹雳来去无综，而是一系列缓慢、拖曳事件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印1962年的冲突也不例外，这场战争源自中国对西藏的兼併。
　　 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一直在拉萨和日喀则保持领事馆。由于印度与西藏之间密切的关系 --- 这个关系甚至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 --- 还由于中国早年处于国内政治动乱。西藏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通过印度。在1950年，西藏被外界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当然，中国在西藏有办事处，这说明西藏的独立是有条件的。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失败后，西藏政府正式要求中国驻西藏办事处撤离，它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驱逐外交官的权力。西藏方面的档案资料说明西藏政府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谋划此事。
　　 中国要求西藏政府和平回归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藏东的昌都地区驻扎了军队。惊慌失措的西藏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北平谈判，企图缓解压力。而就在1950年10月7日，就在这个代表团预计抵达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约八万部队攻打西藏，宣布将和平解放西藏。在强权下，达赖啦嘛不得不签订了城下之盟，即1951年5月23日的17条协议，向中国投降。这个强加在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被中国方面引用来说明西藏政府不仅同意，而且主动要求和平解放。
　　 这一连串的举动，特别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理所当然地使印度政府惊诧不已。尼赫鲁抱怨说中国外交部误导他以为中国直接与西藏谈判就能够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国侵入独立西藏是62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本文不讨论侵略西藏的合法性问题。
　　 印度公众对中国入侵的强烈反映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在印度独立之前，英国就为了英属印度的安全把西藏培育成为一个对抗中国和俄国帝国主义的缓冲地带。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印度政治家，和大部分普通人一样并不理解中国侵入西藏的含义以及丧失西藏的后果。
　　 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国际舞台上推进互利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印度在初生阶段无力搞对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11月18日，他给内政部部长写信说，“我们不能够挽救西藏，心有余而力不足。任何努力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无力但又带来麻烦的话，对西藏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将想一切办法来确保西藏的自治。”
　　 不仅不想办法应对这个对印度至关重要的西藏问题，尼赫鲁反倒对朝鲜战争十分关切，他试图维护与中国的友谊，与中国一道维护亚洲的不结盟平衡，这个不实际的观点把印度引入一个灾难性的，难以预料的局面之中。
　　 当时，尼赫鲁有两个亲密助手，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梅农，另一个是驻中国大使潘尼加。这两个人要对尼赫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政策负责。潘尼加有很强的共产党倾向，后来，他的女儿嫁给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党领袖。潘尼加甚至对尼赫鲁说，在西藏没有中国军队的驻扎的证据，而且他说如果抗议中国入侵西藏的话，那么在联合国就无法代表中国讲话。看来，潘尼加在联合国对保卫中国的利益更有兴趣，而不是在中印边界冲突时代表印度利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尼赫鲁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我们的关切点是维护世界和平，最近在朝鲜发生的事削弱了中国的地位，如果印度在西藏采取侵略政策的话，那么中国的地位将进一步被削弱。”因此，尼赫鲁就这样牺牲印度在西藏的利益，为了增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至于为什么中国对独立西藏的入侵会维护世界的和平，他一点也不清楚。帕特尔（sardar patel时任印度国会领袖）曾气愤的说潘尼加“在想尽办法来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寻找原因。”
　　 帕特尔是强硬派。他给尼赫鲁写信指出“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朋友，中国人并没有把我们当朋友。”现在，国际上支持印度，世界舆论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实际上，全世界都指望印度带头抵抗。国际知名的英文杂志，经济学家载文说：“由于自1912年就从中国分离，所以西藏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被当作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必须牵头。如果印度决定支持西藏独立并把它当成一个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的话，英国和美国将会给予外交承认。”这封给尼赫鲁的信证明了巴特尔对未来十年中国侵略行径的先见之明。遗憾的是，印度不仅没有直起腰板，反而在中国占领西藏之后一年向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提供了10000 孟扎（maunds，印度计量，一孟扎约为33公斤） 大米，以应当时的饥荒。中国求援，印度有求必应。
　　 在这里回顾一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要求是很有教益的。因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即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纠纷源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口号是“解放三百万西藏人民，反抗外国入侵，完成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抛开宣传的目的不说，这句口号有一定的道理。通过先发制的行动来实施防御。先发制的含义就是占领西藏王国。一般认为，中国占领西藏是为了获得中国通向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通道，获得一个跳板。
　　 1842年，自治的西藏，与克什米尔和查谟的统治者道各拉签订了承认古老的，既定的边界的条约。但是边界并没有划定。为了明确边界，1847年，英国人在司丕提河到班公湖（spiti river up to the pangong lake）划了一条线. 但是北上直到到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的地区没有标定。这个地区的边界线是1865年约翰逊率领测绘队实地踏勘阿克赛钦时划的。他把这个地区划入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后来，约翰逊被任命为首府设在拉达克（ladakh）的克什米尔地区专员。外交部此时认为应该把边界线划到昆仑山，涵盖整个阿克赛钦，在此地建立一个与所谓的俄罗斯扩张势力相接的缓冲区。英国在阿富汗做过同样的努力，虽然成效甚微。
　　 1892年，中国在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 树立了界碑，并告诉英国军官和探险家杨中国疆界起始于此，沿喀喇昆仑山口（karanorm）定向。这就是中国所谓阿克赛钦地区是西藏不可分割而且神圣的一部分的依据。1998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对英国声明时实际上引用了这段话：“不存在从阿克赛钦撤军的问题，因为自古以来，阿克赛钦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由于西藏在历史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时完全独立，有时半独立，有时和印度的各个王国结盟，所以这段话没有历史和法律上的可信度。实际上，西藏曾一度向次大陆上的莫卧尔王朝纳贡称臣。无论如何，英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即便在那个时候，在国际法上这块界碑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不是双方设立的。
　　 1904年，英国派出一支由杨中校率领的军事特遣队前往中国，目的是防止中国落入外国势力范围之内。中英之间签订了一个关于英国西藏的协订，该协定赋予英国在西藏贸易的权力，这是英国在西藏势力的开始。1906年中英之间又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定。但是不管有没有协定，中国在1913年前几次试图夺回西藏，但是无力驱逐英国的势力。1913年，西藏宣布独立，为此1914年在西姆拉举行过一次西藏独立的国际会议。
　　 西姆拉会议按协议是三方的会议，西藏应该是单独的一方，其余两方是英国和印度。尽管本次会议有合法性，但是中国代表团有争议。中国代表团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西藏要求承认它的独立，这个立场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不愿意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要求，但是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分割西藏的建议，即把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会议的结果是外藏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但是中国必须给予他自治权。不过最终，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因为各方在内藏的边界划分上存有争议 --- 不是中印边界上有争议 --- 协议上根据的是含糊不清的，矛盾百出的所谓历史走向。
　　 为此，中国丧失了在国际法上确立宗主地位的机会。西藏此时事实上是独立的，这可从它参加边界谈判事可见一斑，而且它没有签署任何接受宗主地位的协定。最后，1914年西姆拉会议唯一有约束力的协定是英国和西藏的代表，即麦克马洪爵士和伦青夏扎（lonchen shatra）两人达成了一个边界的协议。两人没有邀请中国代表与会，这是因为该协定是英国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协定。这件事说明，所有各方，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西藏拥有与印度谈判边界的权力。说明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与中国毫无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至今，中国对印度的领土要求基于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尽管西藏当时有自治权，尽管西藏当时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国人抓住机会于50年代扩张，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西藏在法律上是中国一部份的话，那么这个协定就是无效的。
　　 首先（再一次，让我们假定西藏在法律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不可能在法律上成为西姆拉会议的签字国。虽然西姆拉会议上西藏确实是在场的，这是事实。而且，1954年，周恩来对尼赫鲁保证西藏的自治地位。同时，因为中国没有成为西姆拉会议的签字国，而签字的双方分别是英国和西藏。再就是一个单方划定的边界（如果西藏代表签字不算数的话，那就是英国单方）无效。这样麦克马洪线就成了问题。
　　 如果印度政府在中国于1950年入侵西藏时详述这些历史事实，而不是基于政治地缘上的考虑一味退让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会更了解这一问题，而且体谅印度的立场。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投降和讨好，并在事实上接受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尽管叫得很凶，也感到痛苦，但是印度居然在1950年11月23日联合国大会上反对讨论西藏的诉求。因此，这个政策就是为了维护与中国的友谊，买通中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走向灾难的政策。尼赫鲁没有意识到中国推行的是向邻国扩张的政策。抵抗中国龙保卫印度领土的日子就会到来。
　　 至此，中印之间由于中国的领土要求发生争端的土地分别有：
　　东段：在印度东北边疆局管治下的九万平方公里；
　　中段：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两边和山口的两万平方公里；
　　 西段：被称为阿克赛钦位于高原的三万平方公里，包括查漠的拉达克（jammu ladakh）, 以及中国西藏和新疆交界的克什米尔邦。
　　1954年4月29日，印度和中国签订一个协议。这个协定以潘查希拉著称于世，又称五项原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印度放弃所有它从英国人手中继承的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五项原则是：
　　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根据中印协定，开放六个山口为什布奇山口?玛那山口?尼提山口?昆里宾里山口?达玛山口?里普列克山口（shipki la, mana, niti,kungribinri, darma, lipu lekh）作为商人和香客通道。但是很快，中国政府就正式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度在乌热 （wu je [barahoti]） 驻扎军队，这个地区位于尼提（niti） 山口的东南，照会却声称此地是在尼提（ niti） 以北。在一番争执之后，中国拒绝修改自己的错误，而且坚持领土要求。
　　 中国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推广五项原则，逐步打破了外交孤立。不幸的是，1950年代后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日趋强硬，它自己就在签订原则之后三个月反其道而行之。印度的反应却是沾沾自喜，自吹自擂，一些印度政治家认为尼赫鲁成功地软化了中国龙。
　　 印度军方一开始就存戒心，抵制这样的协议。但是梅农不以为然，他认为印度唯一的敌人是巴基斯坦。谁也不在乎潜在的危险。194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兵戎相见。巴基斯坦借印度不结盟政策之机采取了强烈的反苏政策，赢得了西方的青睐，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此时，苏联还没有能够完全站出来支持印度。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倒是可圈可点。它声称保持中立。同时，中国在查漠
的拉达克以及克什米尔有自己的领土主张。军队此时一再要求保持警惕，如果得到重视那么荒诞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印军的现代化和装备升级迟缓。1952年 库万辛格（kulwant singh） 的报告严辞批评政府的麻痹大意，要求尽速增编几个师，并洽购装备。到了后来，除了加强印藏边防力量外，其他建议被搁置。印军得到的指令是集中力量对付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和中国的战争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事”。
　　 为了强化在西藏的存在，中国实施了在西藏改善基础设施的计划。中国打算修建从西藏沿喀拉昆仑山，经新疆和蒙古的环形公路。由于印度位于查漠和克什米尔 阿克赛地区的拉达克的存在隔阻了道路建设，环路的形成就得绕道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不适宜修路的地方。中国要么修一条穿过沙漠的路，要么就借印度领土修一条印度人自己无法使用的捷径。中国选择了后一个方案。他们利用中国没有在西姆拉会议签字这样一个借口，把阿克赛钦并入中国版图，拒绝东段的麦克马洪线，自划边界，然后实施管治。
　　 1958年10月，印度发现了这一条路，顿时发起外交交涉，导致双方相互指责。印度公众了解详情后在国会严历批评尼赫鲁，尼赫鲁情急之下逼问他的责难者是不是要他和中国人打仗。
　　 此时，中国关于领土的要求是毫无道理也自相矛盾，常常令人不可理解。例如，1956年中国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图内拉达克的边界是穿过 班公湖，其中显示斯潘古尔在印度一侧，这基本上和印度的划法一致。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划法也差不多。在1959年11月17日周恩来的一封信里，他说：“1956年的地图正确地标明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边界线。”这样的话，争执从何而来。但是到了1960年6月，边界谈判甫始，中国人就另划了一张地图来取代1956年的地图，这张新图标明，边界沿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走向。
　　 在边界发生冲突之前，尼赫鲁曾建议中印两国政府清理历史档案以确定边界走向。周恩来1959年11月7日的建议是东段沿麦克马洪线，西段沿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建议一方面损及印度在东段的防御地位，另一方面将使北平对西段的占领合法化。根本上来说，中国企图在从军事和战略上着眼达成一个解决办法，而印度则一定要维护已形成两千甚至四千年的边界。就像是克什米尔争端一样，印度要的是合法性，而不是战略上的权宜之计。为此，尼赫鲁的反建议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撤回到印度认为印度领土之外，同时，印度也撤回到中国认为中国领土之外，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之前，创造一个无人地带。他建议的另一点内容是东段除了朗久之外麦克马洪线以南没有中国人，因此，朗久也不允许中国人继续占领。
　　 尼赫鲁认为他关于拉达克的反建议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不大清楚中国人对自己边境线的走向的观点，因为中国的地图时常在变。1959年11月17日，周恩来在复函中称尼赫鲁的建议对中国来讲不公平。但是由于这个反建议，中国不得不表明中国关于边界走向的立场，他说1956年中国的地图，即刚才讲过的地图正确地标明了在拉达克地区的传统走向。
　　 由于印度欢迎达赖拉嘛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达赖于1959年3月率领两万追随者来到印度受到了热情和盛大的欢迎，毛觉得大失体面，因此要在“某个方面取得一场胜利”。这个时候，也就是在1959年西藏反叛之后，中国提出了对印度东北边境区的领土要求。
　　 1959年，在尼赫鲁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一次会谈中商定双方不在麦克马洪线两英里之内巡逻。但是1959年8月7日，中国军队约两百人越过塔格拉山脊（thagla ridge） 以东 卡门（kameng） 地区的兼则马尼（khenzemane）。遭到印军一支10人小分队阻止。结果印军反被压回仲昆桥（drokung samba bridge）。中国认为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并强调中国边界自仲昆（drokung samba） 桥始。
　　 1959年8月25日，大约300中国军人进入苏巴辛（subashin） 地区的朗久并对印军哨所开火。哨所被包围后强占，后来印军士兵被释放。在两次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以数量取胜。印军哨所孤立无援，全靠空运。一般来讲，印军一个哨所有12-15人，没有增援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哨所连路都没有。当时早该注意到这些问题，可惜，结果仅仅是由外交部发了几个照会了事。
　　 到了1959年底，中国的入侵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印军接管了东北部边境区。印军第4师从旁遮普邦调往阿萨姆。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从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一直到缅甸边境的麦克马洪线。可是，这支部队装备很差，准备不够。
　　 印度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计划因这些冲突受到影响。印度曾在周恩来于1960年4月访印时抓住机会来商谈有关事宜。印度专家组给尼赫鲁提出的建议是印度有铁和事实说明中印边界要从以东的昆仑山划界，而不是从中国主张的喀喇昆仑山（karakoram）。他们说从防御的角度来看，昆仑（kuen lun） 为界更好，因此，中印双方应该撤消1899年英国麦克当纳建议，这个建议主张从北面的靠近喀喇昆仑（karakoram） 山口的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 划到南面的拉纳克（lanak La） 山口。
　　 印方建议的依据是1840年克什米尔国王曾两次派出收税官员到阿克赛钦收税，而中国人一点证据都没有。
　　 尼赫鲁本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他的助手持反对意见。实际上，这个建议在1960年是很可行的，而且能可能渡过危机。因为周恩来此时打算重开中印长达两千公里的边界线谈判。他曾暗示，中国有可能放弃对印度东北部的领土要求。但是后来，中国在印度拒绝拉达克（ladakh）线之后，撤回了这一立场。
　　 于是，解决问题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此时，印度报纸充满了真假莫辨的传言，说中国在训练印度东北部的毛主义游击队。而且，周曾访问尼泊尔，在那里发表了反印的言论，导致双方相互指责升级。各自都在扩张自己的实际控制线。边境问题成了国力和声誉较量的问题。
　　 在边境冲突日频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决定采取行动。
　　 1961年11月2日，尼赫鲁在官邸举行会议。会议参加者有国访部长梅农（krishna menon）, 总参谋长塔帕尔（thapar） 中将，军需局长（总后勤部长）考尔（kaul） 中将，帕利特（palit 准将）和国防部常秘奥普拉瑞地（o pulla reddy） 讨论中国问题，并制定了印度适当反应的实际步骤。会议决定，由于中国仍然是“朋友”，所以反应不能够太猛烈，但是要体现印度的决心。
　　 这次会议成为中印冲突的转折点，其决定也成为战前一系列政策中最令人曙目的决定之一，备受争议：
　　 内容如下
　　 1、印军将在拉达克（ladakh） 地区巡逻，巡逻范围可从现在印军据点深入至国际边界。印军在印度领土上加设哨所来阻止中国进一步的入侵。
　　 2、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 中印交界地区照上述精神办理，即在印方领土上加设哨所。
　　 印度外交部和情报局认为这些措施不会召致中国太强的反应。遗憾的是，情况并不如此。上述措施对印军无力维持与前沿地带建立哨所之间的后勤保障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这一点后文将详细介绍。塔帕尔（Thapar） 将军指出在这一地区印军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资源上都无法与中国军队相比较。中国已经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保障和增缓网络，而印军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他的反对意见被尼赫鲁和梅农两人对中国不会强烈反应的判断中和了。1961年12月5日印军向东部和西部军区下达了命令，代号为“昂卡（onkar）行动”。
　　 在1958年10月，托拉（thorat） 中将，总指挥部及东部指挥部曾经就东北边境区的防御制定过一个计划。他意识到为了保证麦克马洪线的安全，仅仅依靠巡逻是不够的。于是，他建议在边境上建立一串由两道防线组成的据点支撑的哨所。这样的话，哨所的作用只是预警和领土宣示，没有死守的任务。哨所之后的防线的用途是阻止中国军队的前攻，让中国军队拉长补给线。接下来的防线才是真正的防线，印军靠这条线等待从平原上来的增援。
　　 由此看来，印军内部确实是有明智人士，但是他们的意见被置若惘闻，代之以近视和意气用事。
　　 1959年末，印军进入东北边境时，该地区设施落后，没有什么道路可言，但却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几乎所有的哨所的补给靠空投。一切都靠空投，包括每天的食品，由于地形限制，据后来估计，空投物资中只有30%到位。
　　 每天的食品热量也只是平原标准，而不是高原作战所需的高热标准。印度士兵（jawan）每天都要吃鸡豆，但是这种豆子在高原上无法煮熟。尽管一再要求调运高压锅，但是后勤方面的管理问题迟迟到不了位。取暖和做饭必需的煤油炉也缺货。
　　 没有道路沟通，哨所各自为政。医疗条件奇差。从苏联定购了直升机来执行空中保障任务，但是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高原行动，配件也不够。冬衣，甚至一般的御寒衣服也没有。新兵该发的衣被都没发足。印军没有在山地运送重装备的办法，因此，火力和机动能力大为减弱。在这个喷气机时代，印军的运输主要靠骡马和人背。
　　 印军士兵jawans）没有什么山地作战的训练，武器也差。所有的武器都是五十年代产品。例如，印军的主要步枪就是李-恩菲尔德步枪（lee enfield） .303, 二战时的老枪。印军第四师抵前线时对高原不仅没有训练，连适应都很困难。大部份重装备被留在平原，因为无法运输。到后来打起来了才发现没有火力。
　　 财政部长德赛（morarji desai） 和国防部长梅农之间的恩怨让局势雪上加霜。结果是印军得不到已经批准购买的武器，因为财政部不批准外汇。结果只得听任陆军装备老化。德赛则指责军队自己拖延装备的调拨。军队内部怨气冲天，针对梅农，也针对军外。军队派系由于政治纷争导致的内斗严重，加上补给危机，士气低迷。1960年，梅农亲自前往拉达克（ladakh）协调矛盾。
　　 当时，为了反击中国的危胁，印度智库的共识是印度必须做三件事：
　　扩军并增加对印军的补给支持；
　　在平原的战略要点佈署足够的装甲机动力量来
　　阻隔中国的入侵，同时防止巴基斯坦。
　　 3、训练西藏游击队，让他们在敌后拖住中国军队，破坏补给线，截断通迅，阻止兵员和物资运送。
　　 印军虽然训练有素，忠于职守，但是补给不足，准备不足，数量少，装备差，政府又高高在上，不顾实际情况，所以注定了要败于中国军队。条件过于悬殊。
　　 在没有充分武装支持下建立的哨所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灾难。1962年9月8日，第7旅旅长达维尔（dalvi）准将接到助手的报告说约600中国军人越过塔格拉（thagla） 山脊并包围了多拉（dhola） 哨所。哨所要求立即增援。中国人的这个点选得极好，塔格拉（thagla） 山脊正好对着中国的勒（ leh） 据点，此地偏远，军队无法施展。另外，这天恰是星期六，印军一级一级报到新德里菜都凉了。印军的这个指挥系统还遇到另外一个麻烦，此时，尼赫鲁在伦敦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
　　 尼赫鲁立即返回请示如何反应。他想了又想最后慎重地说：“我们的指示是保卫我们领土。我那里知道具体的时间。剩下的事情是军队的任务。”这句话被媒体放大成“我们将把中国人赶出去。”1962年战争最大的失言就此诞生。
　　 同时，第四师尼让加（niranjan） 将军主持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
　　命令多拉（dhola） 哨所死守。驻在卢姆拉（lumlar）的阿萨姆步兵团，行军两天，立即与哨所接上线。
　　在沙客地和伦坡（shaktit and lumpu）的第九旁遮普部队向多拉（dhola） 移动，同时在托旺（towang ）的部队向伦坡（lumpu）移动。达维尔（Delvi） 知道 达旺、章多和哈东（towang, tsangdhar hathungla） 都是必须死守的据点。第九旁遮普部队向多拉（dhola）的调动将使伦坡（lumpu）城防洞开。
　　当时没有在达旺（Towang）进行大规模狙击的计划。同时，从达旺（towang） 到塔克拉（thag
la）只合适徒步行军。因此，更周全一点的方案应该是放弃塔克拉（thagla）山脊，改为加强在达旺（towang）的防守。但是由于在十八联队参谋部的强行命令下，第九旁遮普部队向伦坡（lumpu）进发。因此，莱格合（leghorn）行动的有限目标是劝阻中国人进入印度领土。第九旁遮普部队调动的草率暴露了印度总参谋部在中国人为反击前进哨所而进行大规模入侵时根本没有先期的战略计划。如果尼赫鲁没有在先就阻止印度军队制定应对反应的话，灾难也不会发生。
　　 在9月12日，森（l p sen） 将军(东部军区指挥官)和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 吉让江布拉沙（jiranjan prasad） 将军在堤斯浦尔（tezpur）开会讨论对策。森（Sen） 重申了德里“驱逐中国人”的决定。遗憾的是，决定和实际差得太远。Umrao singh 将军指出中国人会很快聚集力量，很容易就能够击败印军在thagla的增援。而且，所有印军补给需要空投，而中国的路头离塔格拉（thagla）山口只有几英里远。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 建议说把多拉（dhola） 哨所后移三英里，南撤回到原来地图上标的位置。另外，把第七旅调往塔格拉（thagla） 会使达旺（towang）防卫空虚，使整个纳加兰和曼尼普尔的防守溃决。遗憾的是，总参谋部由于政治而不是战略上的考虑对这一建议不屑一顾。这导致了10月26日的一连串的悲剧乃致失败的发生。一切都是因为轻信中国的言语，追求政治上的急功近利，罔顾印度的安全。
　　 中国采用了先前在朗久和兼则马尼（khenzemane）用过的办法。克节郎河（Namka chu） 是一条急流，上面有四座桥，现在成了中印实际上的分界线，事实上，后来成为前线。第九旁遮普部队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印方一侧阵地，无法发起任务进攻，因为中国人占据了高地，视野清楚。而且第九旁遮普部队没有架桥设备，这种情况下强渡简直就是自杀，因为是在中国人的密切监视之下。
　　 第九旁遮普部队于9月15日抵达多拉（dhola）, 他们发现克节郎（namka chu） 河两旁都有中国军队。实际上，中国人已经控制了塔格拉（thagla）山脊的所有地区，双方遭遇后印军被中国军队逼退，被告知这是中国神圣的领土。这支中国军队已不是早先预期的边防军，而是正规作战师。
　　 在9月17日，总参谋部要求第九旁遮普部队夺回塔格拉（thagla）山脊。在场唯一一个高级军官达尔维（dalvi）准将因战场情况决定抗命不从。但是此时新德里公众已经知道军队已被命令在东北边疆区驱逐中国人。印度军队如何能承载这样一个任务。达尔维（Dalvi）已经意识到多拉（dhola）在军事上无法防守，嘎丹（kathungla）和嘎坡（karpola）的情况雷同。由于力量悬殊，达尔维（dalvi） 向总参谋部建议弃守多拉（dhola）。殊不知，到了这个时候，多拉（dhola） 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的脸面问题，军队必须执行命令。
　　 9月20日，在克节朗河（namka river） 二号桥上的一个中国哨兵向印军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拉开了战幕。接下来的短兵相接造成四名中国士兵阵亡，五名印军死伤。战事迅速升级。东部军区和23集团军开始增援，到9月26日，共调进了第九旅第九廓尔喀联队（gorkhas） 和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rajputs）。印军还储备了第9旁遮普联队以及相关部队的补给。但是由于背运力量弱，行动迟缓。在战事初期，10月10日，已有513名士兵，282名士兵（jawan）和军官阵亡。让人至今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总理，副总理，外交部长都在国外，东北特区的形势好象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不在国内，因此，代副总理拉格户那（raghunath） 与森（sen） 将军会商塔格拉（thagla）的情况，决定如下：
　　必须把中国人从克节朗（namka chu） 河赶出去;
　　夺回塔格拉（thagla）山脊；
　　在章勒（tsangle） 巡逻。
　　请注意这几个决定恰好就是先前达尔维（dalvi）准将拒绝掉的命令。森（Se） 将军命令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 将军拿出执行方案（先前也指出，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将军也是个抵制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的指挥官。结果，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布拉沙（prasad）将军，布拉沙（prasad）将军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达尔维（dalvi）将军。而达尔维（dalvi）将军准备的方案却是证明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不可行。整个行动需要的补给没有可能在冬季即将到来时靠空运和背伕运抵前线。而且整个行动的前提是中国人一直都维持在一个营左右。
　　 方案要求在谷地西侧的第五号桥附近有限迂迴。行动要求分为三个阶段：从伦坡（lumpu） 经过嘎坡山口（karpola） 到章多（tsangdhar）, 然后从章多（tsangdhar） 到马斯卡（muskar）, 最后抵僧崇（tseng jong）。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 将军看完方案后认为太过乐观，不满意，但还是把方案连同他的批评一道报给了森（sen）将军。森（Sen）将军同意这个方案，要求dalvi按方案行动。这样一来，引起乌姆拉欧辛格（umrao ）和森（sen） 两人的争执，僵持不下。结果森（sen） 面见国防部长，要求从十八集团军调走乌姆拉欧（umrao）。梅农（Krishna menon） 同意了他的要求，于10月3日调正在休假的考尔（kaul） 中将换掉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
　　 考尔（Kaol） 将军于10月4日抵达堤斯普尔tezpur 接管东北特区防务。他于5日到了伦坡（lumpu），得知第7旅两个营仍在那里后命令第九廓尔喀联队（1/9gorkha） 和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2 rajput） 立即向章多（tsangdhar）开进。两个营都没有足够的装备，驮运力量也不足。印军士兵穿布衣，每人携带轻武器和五十发子弹，把重装备留下，向14500 和16000英尺海拔的山地挺进。由于高海拔出现了死伤。尽管如此，考尔（kaul）将军仍然计划在森（sen） 将军规定的10月10日的期限内完成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 考尔（Kaul） 打算越过克节朗（namka chu） 河在塔格拉（thagla） 山脊佈署一个营。任务由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2 rajputs）。当有人指出这支部队没有炮火支援，穿着夏衣，要登上16000英尺高度时，考尔（kaul） 回答道，坚强的步兵不需要炮火，而且马上会空投6000套冬衣。这时在章多（tsangdhar）, 即空投地点，大部份空投物资不见了踪影，因为投到了无法进入的地点。第九廓尔喀联队（1/9gokhas） 及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rajputs） 只有三天的给养，晚上和单衣及一床毯子过夜。
　　 最后，决定派出一支巡逻队，而不是整个营来执行这个任务。这支部队来自旁遮普由肖德瑞（chaudhary）少校率领，有50人。于10月9日抵僧崇（tseng jong）。10月10日凌晨5点约800中国军人在廹击炮的支援下向这支部队进攻。旁遮普寡不敌众，但是英勇奋战，打退了中国军队的第一波攻击给敌人以沉重伤亡。该队也有6人阵亡，11人负伤，因此请求达尔维（dalvi）准将撤退。达尔维（Dalvi）向考尔（kaul）要求暂停执行里窝那（leghorn）行动，因为力量太过悬殊。可是难以置信的是考尔（kaul） 回答他无权发布从塔格拉（thagla）撤退命令，需要请示总理。就这样，他决定回新德里面见总理。
　　 僧崇（Tseng jong） 战事紧张。肖德瑞（Chaudhary） 少校请求用廹击炮和机关枪来解围。达尔维（Dalvi） 准将一直都在看着打仗，可是没动廹击炮和机关枪，一则僧崇（tseng jong）在火力之外，第二他担心引发12英里线上全面战事。已经按计划赶往僧崇（tseng jong）的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s） 和廓尔喀联队（gorkhas）会被克节朗（namka chu） 河对面的中国军队用机关枪扫倒。另外，dalvi的炮火也撑不了很久，他总共只有两门三英寸廹击炮，每门60发炮弹，两支机关枪，共12000发子弹，只能够维持大约半个小时。再就是此时考尔（kaul）沿克节朗（namka chu）河与中国阵地平行的路上往新德里赶。如果中国人发起总攻，那么他就无法前往新德里。为此，他命令旁遮普联队（panjabis） 退到四号桥。
　　 几乎没有掩护，面对装备充足，数量优势的中国军队，印军顽强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令人诧异的是中国人让印军伤员平安回营。后来，还发现中国军队以军礼埋葬印军阵亡士兵，这是职业军队才有的素质。由于政治上没有敏感性，毫无自卫能力的印度发现自己在一场敌意升级的冲突中还必须保卫自己。考尔（Kaul） 于10月11日抵新德里，他立即面见总理并通报了塔格拉（thagla）之战的情况。根据考尔（kaul） 所说，他在三位首长，包括防长，财长在内都参加的会议上解释了目前印军阵地的危险性。然后他提出三个方案：
　　不管中国人有多大的优势，仍然全力进攻；
　　取消进攻的命令，坚守现在的阵地；
　　回撤到更有利的地形。
　　森（Sen） 的回应是第七旅坚守阵地。塔帕尔（Thapar） 和考尔（kaul）同意。
　　 此时在塔格拉（thagla），第七旅得到第四近卫军联队（4个grenadiers）的增援，他们几周前从新德里赶来，带三天的口粮，每支枪五十发子弹，穿着夏衣。总人数约为2500。到了10月16日，又得到450名边防军的增援，他们协助扛包和寻找空投物资。让人感到好笑的是，平时保卫300码战线的第七旅现在被总部要求保卫12000码长的战线，无火炮掩护，还要进攻。后方倒是在10月15日至10月19日间增加了空投。在10月17日至19日间中国人通过马曼（marmang）能承重七吨的道路也在增援。到10月18日止，发现中国小分队在侦察结集点，很可能要在晚上或是黎明发动攻势。印军立即向旅部和总部发出紧急电报，可是没有回音。
　　 果不其然，10月20日，中国军队用76毫米和120毫米廹击炮猛轰印军三号桥和四号桥的据点，然后是大规模的师级步兵冲锋。多拉（Dhola）地区遭到两个旅的攻击。一个旅攻击章多（tsangdhar）。另外的部队赶往哈东山口（hathungla），企图阻止印军从一号桥和二号桥后撤。还有一部分中国军队威胁位于吉米塘（ziminthaung）的师部。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s）和廓尔喀联队（gorkhas） 两部队完全包围并失去联系。尽管没有炮火支援，也没有增援，他们守了三个小时。很多班排战至最后一个人。
　　 第二拉加尔普特联队（2 rajputs） 指挥官庞特（pant） 少校就是印军一个杰出的例子。他的连队抗住了中国人三波的攻击，死伤严重。庞特（Pant）本人腹部和腿部受伤。但是他仍然不下火线，领导部队战至最后一个人。中国人察觉这个由庞特（pant）少校率领的第二拉加尔普特联队（2 rajputs） 是一个难缠的障碍，于是来了一排机关枪扫射，庞特（pant） 少校当即阵亡。他最后高呼：“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生为国家，死为国家。上帝为你们选择了这条河来死，站好了，像个拉加尔普特（rajput）在战斗。”他死时骄傲地喊着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的战斗口号：bajrang bali ki jai。
　　 到9时，中国人已彻底消灭了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s） 和廓尔喀联队（gorkhas）两个团。仅第二拉加尔普特联队（2 rajput）总兵力513人中就死282人，伤81人，被俘90人。达尔维（Dalvi） 准将发现第七旅被中国军队击跨后试图带一支小部队突围回到印军防线，可是在多拉（dhola）被俘。如前所料，中国人打掉了章勒（tsangle）印军的据点，占领了东北特
区的西端。在东北特区的东端，在靠近印度瓦弄（walong）据点的地方战事也起。同时，在10月20日，中国军队攻击了拉达克（ladakh）的前方哨所。数周后，加勒万（galwan）哨所失守。接着，其他前哨也相继失守。
　　 10月20日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反应是震惊，丧魂失魄和背叛。尼赫鲁感到被中国背叛了，不仅没有遵守潘查希拉的和平共处原则，而且把印度拉入一场它不需要的战争。在克节朗（namkachu） 河惨败之后，总部紧急抽调部队增援赶往东北特区，可是咄咄逼人的巴基斯坦不得不防，所以没法从西部调动师一级的战斗单位，最后只有从印度其他地方调兵。
　　 东北特区的防务计划是总部制定的。要点是东北特区的两个山脊。两山脊间有一定的距离。第一个山脊的主据点是色拉（se la），这个据点由60英里外的第二个山脊的邦迪拉（bomdilla）据点支援。这两个据点都储备了能够支撑15至20天的围困。即便两个据点之间的道路被中国人控制，两个据点还可以靠空投撑住。而且，道理上来讲，由于战线太长，中国人维持不了很长的时间，则印军能从平原得到补给，重型火炮也能派上用场。这个堡垒计划很对哈巴什辛格（harbaksh singh） 将军的胃口，他刚刚接替生病的考尔（kaul） 将军出任新职。应该注意到上文提到的托拉及森（thorat sen） 计划需要军队在bomdilla 集结。从军事上来讲，在邦迪拉（bomdilla） 集结是可行的，但是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让中国人占的土地太多。印度政府为了面子，根本不顾及战争规则。为了争取战略要地交换领土是可以的，因为防止可能的失败就是胜利。
　　 10月28日，考尔（kaul）将军重新从哈巴什辛格（harbaksh singh）手中接管指挥权。立即他就视察了色拉（se la） 和邦迪拉（bomdilla）。哈巴什辛格（Harbaksh singh） 和帕里特（palit） 关于构建色拉（se la） 和邦迪拉（bomdilla） 计划进展顺利。色拉（Se la） 据点由62旅5个营防守。60英里外的邦迪拉（bomdilla） 由48旅的3个营防守。总兵力约一万至一万二千人。在两个据点之间还有德让宗（dirong dzong），是当地的行政中心。但是考尔（kaul） 将军对哈巴什-帕里特（harbaksh –palit） 计划作了关键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导致印军全线溃败。考尔（Kaul） 同意新任命的第四师师长帕塔尼（pathania） 少将把指挥部设在德让宗（dirang dzong）, 而不是色拉（se la）或者邦迪拉（bomdilla）。这样一来，色拉（se la） 就只有一个旅来守了，而不是哈巴什-帕里特（harbaksh palit） 计划的两个旅防守。色拉（Se la） ,邦迪拉（ bomdilla）和德让宗（ dirang dzong） 三地就要靠道路来相互支援。因此保证道路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
　　 11月16日，中国军队从西北和东北对色拉（se la）发动侦察性攻击。62旅顽强抵抗，但是帕塔尼（pathania） 命令他们退到德让宗（dirang dzong）.色拉（ Se la） 指挥官霍什亚辛格（hoshiar singh） 要求守住色拉（se la）， 但是在军令下不得不将一个营从色拉（se la） 的一个主要据点撤出。这个营被命令守住色拉（se la） 之下的一个阵地，任务是掩护撤退的道路。撤退的部队让色拉（se la） 的守军失去战斗意志。同时，中国军队占领了色拉（se la）, 凭有利地形向印军开火。战斗异常惨烈，出现了肉博。到了黎明时分，62旅不得已全部撤下色拉（se la）。印军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估计五倍于已。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不要守德让宗（direng dzong） 或邦迪拉（bomdilla）。考尔（Kaul） 将军又一次犯错误。他没给帕pathania 具体的指令，（他是战役指挥官），而是同意让帕塔尼（pathania）自已决定。帕塔尼（Pathania） 倒好另搞一套，他命令德让宗（dirang dzong） 的第65旅往阿萨姆方向前进，而不是邦迪拉（bomdilla）。 虽然此时中国人已经向德让宗（dirang dzong） 开火，但是抵达的部队数量少。帕塔尼（Pathania）的65旅有3000人，如果他决定抵抗的话，完全可以抵档一阵。可是他命令撤退。另外，65旅一支步坦部队前往邦迪拉（bomdilla），中途被伏击。邦迪拉（Bomdilla） 此时成为东北特区最后一个据点，由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率领的48旅守卫。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可是考尔（kaul） 将军居然从中抽调了几个连来清理道路。
　　 11月18日中国军队总攻时，邦迪拉（bomdilla） 只有六个连，本来应该有十二个连。这天早晨，48旅打退了中国军队的进攻，可是考尔（kaul）将军电话告诉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 派部队增援德让宗（direng dzong）。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抗议，因为这样的话要把他的后援部队抽走，把邦迪拉（bomdilla） 弱点暴露给中国人。其实这个时候帕塔尼（pathania）已经弃守德让宗（direng dzong）, 增援毫无意义。但是考尔（kaul）就要这样做。于是在11点15分，两个连，48旅四辆坦克中的两辆，两门山炮被调往德让宗（direng dzong）。队伍一离开随即就被埋伏的中国军队包围。印军试图回到原先的位置，但原先的位置已经被中国人占了。对bomdilla的全面攻击开始了。
　　 在数小时的激战后，中国军队占领了前后两线的堡垒，猛攻侧翼。眼见从平原增援无望，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 于下午四时命令从邦迪拉（bomdilla）撤退。他打算在8英里外的鲁巴（rupa）集结。但是撤退十分缓慢。这时，即下午6点30分援军抵达邦迪拉（bomdilla），他们对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 已经弃守邦迪拉（bomdilla）的打算一无所知。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 也想回守邦迪拉（bomdilla），可是中国军队已经切断了他的通讯。1962年11月19日bomdilla 失守，印军在鲁巴（rupa） 抵抗的计划也没能实现。11月20日48旅剩余的部队在鲁巴（rupa）南面的查库（chaku）溃散。至此，第四师的抵抗全部结束。
　　 中国的战线太长，干脆就将计就主，于1962年10月24日宣布单方停火，虽然没有放弃领土主张，他们在东线撤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同时在拉达克（ladakh）地区保留了一块约为瑞士（38000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在东段，巴基斯坦于1963年非法地让给中国一块位于查漠（jammu） 和克什米尔约2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还拒不承认锡金公投与印度合并的结果。
　　 1962年的惨败，成为印度的永远的记忆。它是百年英国边境冲突强加给新独立印度的遗产。当中国走到能够向殖民主义报仇雪恨之时抓住了机会，同时也助长了仇外，以及帝国主义式的侵略。
　　 中国政府内经常要说一句话：如果他打你一次，那是他的错，但是如果他打你两次，那就是你的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铭记了这句话，因此，为了对抗殖民主义，他们成了帝国主义。此后，中国不断地引用历史例证，颠覆别国，成了在50和60年代地缘政治调整政策的基石。
　　 一方面是新殖民主义的情绪，一方面要在亚洲取得统治地位，中国提出对阿克赛钦和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要求，就是要使竞争对手印度甘拜下风。这倒不是说中国本身是邪恶的，像有些印度媒体声称的那样。中国的行为出于它的地缘政治考虑。让人想不到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做起事情来毫无顾忌。中国入侵西藏之后为了取得印度的认可倾力讨好印度，赢得了天真的尼赫鲁的欢心。所谓hindi chini bhai bhai,即印度中国是兄弟曾经风行一时。中国人就是这样诈骗的。正当雪顶喜马拉雅山上炮火纷飞，新德里的政治家们不得不与亚洲兄弟反目成仇，自觉自愿被昔日的殖民国家利用。
　　 边境战争后局势紧张，划界谈判搁浅，两国纷争演变成一个政治脸面的问题，这在两国国内政治中也成了一个中心问题。在印度国内，公众舆论敏感脆弱，国会里的争论激烈而且造成分裂。印度国内各种共产党派别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兄弟会操起家伙大打出手，于是就把责任一古脑推在尼赫鲁等资本主义的走狗身上。右派则认为尼赫鲁标签的社会主义无知和脱离现实。在中国方面，北平倒没有类似印度的内斗，但是强化了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政治上的孤立，从1958年起与俄国渐行渐远。俄国因此拒绝提供原子弹标本。
　　 1962年战争突显了印度的战备之差。最糟的就是印度对战略上的考虑和国际关系的态度太天真。在整个战争期间，印度外交左右摇摆。例如，明知中国的阿克赛钦修路，但是除了几声愤怒的抗议外，居然十年无所作为，还要叫hindi chini bhai bhai。已知是侵略行径，印度的抗议也是半跪着的。但是到了1962年中，印度领导人忽然觉得中国军队在塔格拉（thagla）山脊的威胁了。尼赫鲁在梅农和一帮唯命是从的将军的建议下，发动了稀里糊涂的战争。在采取前进政策时，没有一点点战术上的明智之举，选择的战场只有政治的的意义，没有军事上取胜的可能。政治领袖发布军方无法执行的命令是1962年惨败的根源。
　　 战争还暴露了印军装备太差，太老，缺乏训练，无力在喜马拉雅山高原地带进行长久的对抗。虽然印军致敌以大量伤亡，但是适应性差。这一点如果东部作战与在拉达克（ladakh）作战来个比较就一目了然。拉达克（Ladakh）地区印军就要自如得多。
　　1962年战争的心理和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这场战争，印度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冷战中保持不结盟的各国中形象大损。对内来讲，印度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梅农辞职，尼赫鲁的印中友谊梦破灭，但是印度并没有放弃不结盟政策，虽然在不结盟运动领导人中地位受到影响。此时，中国对外推销中国革命，以及1958年对台行动，1962年对印战争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心存疑虑。中国在整个60年代中国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第三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支持十分感激，但是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惧怕不已。
　　由于中国自己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得中国在不结盟运动中声望一落千丈。中国与第三世界各国不和与日俱增。印度与苏联的关系活络起来，而巴基斯坦则投入西方的怀抱来对抗印度的优势和影响。反过来，这两个最大的不结盟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形象大打折扣，影响了整个不结盟运动中在冷战期间发挥作用，冷战越来越两极化。
　　 印军在1962年边境战争中被中国军队击败是一个耻辱。但是由此引发了印度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印度人意识到在地缘政治的较量中印度没有实力，印度必须加强国防，在世界上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印度开始发展武器研发和军火的自给自足。国家主权不可能靠成为超级大国的军火顾客或成为军事同盟的成员，听从指挥棒而取得。
　　 到了80年代，印军战略发生了一些变化，印军开始在实际控制线巡逻。在桑多洛河谷（sumdorong chu） 牧场地区双方又一次发生的冲突。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中印互换抗议照会。为此，阿鲁纳恰尔邦诞生，这是一个中国人认为是自己领土的地方。
　　 25年后，印军重新越过克节朗（namka chu） 河，占领哈东（hathung la） 山脊。为此，军方领导人桑搭吉（sundarji） 空运了整整一个旅到吉米塘（ximithang），让中国人惊慌失措。印度政府并不想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是在驻扎军队方面十分坚决。结果出现了两国间关系的解冻。在1993年和1996年，中印签署了互信协定，维持实际控制线。此后，进行了十轮的工作组会谈和五轮关于实际控制线的专家组会议。进展缓慢。

转载出自 华程网

说在前面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关于《说红楼人物》

第一讲 说宝玉：没有爱万万不能

从“宝玉”难选说起——“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爱的守望者

第二讲 说黛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为黛玉三辩——“以十万种方式显得可爱”的美女——“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爱”

第三讲 说宝钗：赢了婚姻，输了爱情

大观园里的“冷美人”——最不可爱的“好人”——“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第四讲 说秦可卿：《红楼》第一美女的二十四小时

“出人意料”的人生——身不由己，欲罢不能——走不出的“二十四小时”

第五讲 说湘云：“生子当如孙仲谋，娶妻当娶史湘云”

“大萝卜”美女——这个妹妹“好憨的”——“常念一二”的明白人

第六讲 说妙玉：“生活在别处”的“另类小资”美女

模糊的“争议”美人——比高人还要“高人”——生活在别处！

第七讲 说尤二姐：嫁人不能只嫁一个肩膀

梦断豪门的“物质女孩”——利令智昏的悲剧——“红颜”为何薄命？

第八讲 说尤三姐：浪女回头金不换

不得已的“一失足”——“回头”与“碰壁”——关于“失败”的教育

第九讲 说凤姐：从“醋坛”到“醋缸”

“不见凤姐想凤姐”——“机关算尽太聪明”——输了爱心，赢了世界又如何？

第十讲 说袭人：当代“白骨精”的前车之鉴

大观园里的“白骨精”——“白骨精”的挣扎——错把“冰山”当“金山”的悲剧

第十一讲 说贾政：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

贾政何曾“假正经”？——一根拒绝燃烧的“火柴”——宝玉为什么挨打？

第十二讲 说王夫人：多年的媳妇要“熬”成婆

“叫我靠那一个？”——“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爱是营养

第十三讲 说赵姨娘：她不是清水，而是碳酸饮料

“一块是成样的”也没有的人生——困兽犹斗的呆人——熬成一杯碳酸饮料

第十四讲 说刘姥姥：学会做穷人也是人生的智慧

擅抓机会的“穷亲戚”——心态健康的“庄稼人”——感恩的心

第十五讲 说晴雯：《红楼》第一“作”女

风流灵巧的“作女”——不可爱的“作”过界——“仙人掌”、“水仙花”和“含羞草”

第十六讲 说小红、野百合也有春天

寂寞山谷里的一支“野百合”——野百合“跳槽”记——办公室恋情连续剧

第十七讲 说元春：干得好真的不如嫁得好？

“干得好”的才女——元春“嫁得好”吗？——豪门，一扇未知之门

第十八讲 说探春：离乡去国的前卫美女

大观园里的“铿锵玫瑰”——“才自精明志自高”——用婚姻赌人生

第十九讲 说惜春：“畏婚”一族

可怜“绣户侯门女”——狠心“自了汉”——那扇门其实没关

第二十讲 说李纨：给人生加点糖

“老梅”的人生困境——失业寡妇的“再就业”之路——给人生加点糖

第二十一讲 说贾雨村：一个读书人的沦落

才子贾雨村——“坏蛋”孵化三部曲——“自律”的月光

第二十二讲 说贾瑞：赖蛤蟆要吃天鹅肉

戳“胭脂虎”鼻子眼儿的小人物——癞蛤蟆和天鹅的落差——“好男人有点坏”

第二十三讲 说贾琏：“灰色人生”

满盘皆输的人生——贾琏的善意——“灰色人生”的启示

第二十四讲 说薛蟠：“我本善良”

呆霸王的“纨绔综合症”——“呆兄亦是有情之人”——家庭教育失败的苦果

连载·之一

第四讲 说秦可卿：第一美女的二十四小时

“出人意料”的人生

一部《红楼梦》，其中美女无数。最著名的，要数“金陵十二钗”，可是，在“金陵十二钗”里谁又应该是美女之冠呢？我相信，尽管《红楼梦》里存在着许多的不同意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不存在任何的不同意见，所有的人的答案肯定都是完全一样的，肯定都是秦可卿。开个玩笑，如果有个《红楼梦》美女排行榜的话，那么，其中的第一名的桂冠，毫无悬疑地会落在秦可卿的头上。要知道，曹雪芹自己就已经提示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啊，“其鲜艳舞美，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所谓“兼美”而大家的共同评价是什么呢？ “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因此，秦可卿堪称《红楼梦》第一美女。

不过，秦可卿之所以出名，倒还不是因为她的美丽，而是因为她的那场有点轰轰烈烈的、与她的公公贾珍之间的不伦之恋。

关于这段“不伦之恋”，人们一般将其解释为秦可卿的天性“淫荡”。可是，仔细看看，又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如果我们再列一个排行榜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在另一个排行榜上，秦可卿还会是排名第一。什么排行榜呢？“红楼”人物口碑榜。贾母是贾府的最高领导了，她是怎么评价秦可卿呢？“生得袅娜纤乔，行使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这个评价显然非常高，是把秦可卿和孙媳辈里的“第一个得意之人”凤姐并列的；再看看贾府上下在秦可卿死后的表现：“那长一辈的想她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她平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她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她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可是，如果这个人果真天性“淫荡”，又怎么可能赢得这么多人对她发自肺腑的交口称赞呢？至于宝玉的表现，那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在听说可卿的死讯时，他竟然情急吐血。

还有人干脆提出一个有点儿耸人听闻的说法，认为秦可卿的身世隐含着一个惊天秘密：她是废太子的女儿，因为躲避政治风险而藏在了曹家。这种讲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开秦可卿的天性“淫荡”问题，把她的自杀说成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贾珍之所以那么痛心疾首，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一张王牌丢掉了。可是，毕竟证据不足。而且，曹雪芹是一个作家，作家的使命是揭示人性的真实，但是却没有必要去影射政治或者去直接反映政治。或许只有中国当代的某些作家，才会认为，只有写了最高领导的密闻才是写了重大题材，写了重大题材，才是好小说。曹雪芹是文学大师，他怎么可能这样庸俗不堪呢？

因此，说秦可卿天性“淫荡”，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可是，说秦可卿天性一点也不“淫荡”，这还是没什么道理，因为这同样也不符合事实。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曹雪芹不可能把他笔下的人物想象得那样庸俗简单；其实，他恰是要借助秦可卿这个人物，写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

要理解曹雪芹的美学匠心，我们可以先看两个例子：

西方有一篇小说非常著名，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还表扬过它，说这部小说写出了人类的某些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是作家茨威格的传世名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它写的是一个出身名门、有着良好修养的女人，在与丈夫相亲相爱地生活了23年后成了一个寡妇，靠四处旅游打发余生。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了摩纳哥的蒙特卡罗赌场，这位太太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在赌场观察赌桌上那一双双充满了各种欲望的手。可是，有一次，她却被一双充满激情的手吸引住了，一双手竟然可以表现出其主人那么丰富而剧烈的内心情绪，这是她在过去所从来没有想象到的。再看看这双手的主人呢？俊美，清秀。她无可救药地一下子就爱上了他，并且和他发展出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这篇小说实在是非常深刻。从表面上看，人的一生似乎是中规中矩地运作着的，好人就一定“一生平安”，坏人就一定“出门被车撞死”。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人的一生是由每一个24小时构成的，有很多人的一生就是被其中一个非常偶然的24小时改变了，以至于好人偏偏一生都不平安，坏人却总是凑巧躲过了车祸的事儿天天都在地球上发生。美国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影片，叫做《阿甘正传》，其中的男主角阿甘的老妈就讲过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她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打开包装盒，你才发现那味道总是出人意料。”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一旦打开它的“包装盒”，你会发现，“那味道总是出人意料”。

再回到秦可卿的问题上来，我想说的是，其实秦可卿，也是被一个偶然的二十四小时改变了，当她人生的“包装盒”被打开以后，我们也发现，那味道竟然“出人意料”。

身不由己，欲罢不能

曹雪芹真是文学大师，大师的眼光就是非同一般。用常人的眼光，在面对秦可卿跟公公之间“爬灰”的事实后，他肯定会想：因为你是个坏人，因为你天性淫荡。但显然曹雪芹没有这样想，他也没有这样写。在他看来，人的一生是复杂的，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是会被“偶然”所改变的，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会碰上一个偶然的二十四小时，或许他就被这个“二十四小时”改变了。秦可卿就是这样。她本来并不淫荡，但是，人生中一个偶然的二十四小时，却使得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首先我们要说，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说，秦可卿的“不伦之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也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肯定都是要被严厉批评的。但是，从总结人生的教训的角度来看，秦可卿的故事又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更多的东西。

具体地来说，对于秦可卿而言，也许用这样八个字来形容她，会是非常恰当的——身不由己，欲罢不能。这也就是说，她一不留神陷入了一个命运的悲剧漩涡里，而且，在陷进去之后，她又没有办法自拔，结果，最后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祸。

而在这其中，又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被动顺从。爱与被爱虽然说是“天赋人权”，但在封建社会，任何女性都从未被赋予过这样的“权利”。对于秦可卿来说，她喜欢或者不喜欢贾珍，根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贾珍看上了她。她喜欢，当然要答应，她不喜欢，也还是要答应，如此而已，也只能如此。

贾珍是什么人呢？每个读者都很清楚。这个人是只要遇到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子就都不会放过的色狼，甚至包括自己的小姨子。小说里有一处侧面描写，非常能说明问题。薛蟠一听说贾珍到荣国府来办公了，吓得赶紧把自己的女人看好，惟恐被他欺负了。因为薛蟠和贾珍那可是风月场上的熟人呐，他太了解贾珍在那档子事上“手腕”有多厉害，咸猪蹄能伸多远了，所以对贾珍一定要严防死守。可见这个人已经“色”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对于秦可卿这种就搁在自己身边的罕见绝色，他哪肯失掉机会呢？这才真叫是让老猫枕着咸鱼睡觉呢。

那么，秦可卿是否能够拒绝呢？要拒绝也难。凤姐不是很厉害吗？可是这么厉害的人，在邢夫人面前，还不是没一点儿脾气；那么邢夫人又怎么样呢？在贾赦面前她还不是大气都不敢出？贾赦要娶小老婆，邢夫人还不是跑得颠颠儿的？而贾珍跟贾赦相比，又大有不同，因为贾敬根本不理事，他实际上就是宁府的“一把手”，完全是个说一不二的角色。因此，以他的地位，要想整治个把小媳妇，还不就是动动小指头的事。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秦可卿有可能也是喜欢贾珍的。一个女人的喜欢，是不受伦理道德、身份地位甚至好人坏人等等的限制的，喜欢就是喜欢，喜欢是不需要理由的，因此也很有可能在一个偶然的二十四小时里，秦可卿竟然就喜欢上了他，尽管，这种喜欢是骇人听闻的“不伦”。可是，那个时候她已经别无选择了。反正生活中的偶然就是这样让人看得眼花撩乱。尤其是感情，它像一个万花筒，让你永远不知道答案，可是，感情的魅力也就在这里。何况，从小说里的描写看，除了贾珍，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表明可卿还与别人有什么暧昧关系了。因此，秦可卿主动去喜欢贾珍的可能性也很大。

从贾珍这个方面来看，哪怕我们认定贾珍就是一个坏人，坏人一个。可是坏人，也是有可能动真情的呀。一个坏人也有两面性，哪怕就是一个色鬼，他也可能对有些女性很坏，但或许对另外一些女性会很好。谁说不可能呢？贾琏对尤二姐不就是真心的吗？虽然贾琏早被他的太太凤姐定性为“见一个爱一个”，但凡是个女的他就会有兴趣，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只知道“淫乐悦己”的人
，在遇见尤二姐之后，他竟然还是有了真情，一改以往和多姑娘、鲍二家的那种而不是逢场作戏的丑陋面目。贾珍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说，他对于秦可卿的“喜欢”也是真诚的。尽管最终确实是他导致了秦可卿的悲剧。但是，他最初的出发点却肯定不是想要葬送秦可卿的人生，他始终是非常喜欢她的，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例如，在秦可卿自杀以后，贾珍是如何表现的呢？贾珍是宁国府的总经理，非常精明的他完全知道，如果在这种时候他还表露真情，那么可能付出的舆论代价会非常之大，但他却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秦可卿之死的悲伤。悲痛到“哭得泪人一般”，（第13回）“恨不能代秦氏之死”，（第13回）而且伤心得只能拄着拐杖走路，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四十岁左右啊。而且，他甚至不惜重金去买最好的棺材，这还不足，又不惜重金去给儿子买了一个“龙禁尉”的正式身份，正如他所说的：“如何料理呀，不过尽我所有罢了”。（第13回）这一切都在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贾珍所做的的事情（“不伦之恋”），毫无疑问是非常错误的，可是，在这其中他却是“真诚”地付出了自己真感情的，也因此，其中的一切都不是“强暴”或者“玩弄”这样简单的一两个词可以解释的。换句话说，就算他对秦可卿使用的是“糖衣炮弹”，那毕竟还有“糖衣”吧；就算他给秦可卿设下的是“美丽的陷阱”，那毕竟也还有“美丽”。

秦可卿很可能就失陷于这“糖衣”与“美丽”之中了，或许，对于她来说，这“糖衣”与“美丽”实在是太具有魅力了，哪怕是飞蛾扑火，她也愿意纵身一试。

走不出的“二十四小时”

遗憾的是，再美丽的梦，也有梦醒的一天。何况，如果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那就太可悲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偏偏是我们所不原意看到的，在一个偶然的二十四小时以后，秦可卿再也走不出这个“偶然的二十四小时”了。于是，这个“二十四小时”也就成为她的“心病”，美梦变成了梦魇。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秦可卿这个人心思很细密：“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帐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调三惑四的那些人，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他听了这事，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10）而医生也说：“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10）因此，可以想象，在遭遇了这个偶然的二十四小时之后，她就再也无法释怀了。在第十一回，秦可卿对前来探视她的王熙凤说：“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而且，更严重的还在于，这心病根本就治不好，也没法治。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名誉，她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她对王熙凤说，自己“不过是挨日子”，确实应该说她早就想到了死亡，她一定是希望以自己的死亡来获得解脱——而且，这也是唯一的解脱。于是，在为自己把绞索套上以后，她又主动把自己越勒越紧，一直到死。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曹雪芹要告诉我们的都不是一个淫荡的风月故事。

从历史的角度，曹雪芹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家事消亡首罪宁”，四大家族的悲剧首先是从宁国府开始的。秦可卿之所以最早出场，又早在第十三回就死去了。就是为了写这个悲剧。她是美神，最美的东西最先被毁灭，因此也就一定会被“家事消亡首罪宁”的宁国府害得最惨，这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大悲与大痛。

从个人的角度，曹雪芹想要表达的则是一种悲悯情怀，是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洞察。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在曹雪芹看来，秦可卿也是如此。

首先是个性太软弱，《红楼梦》里女性为了自由和尊严自杀，是最精彩的篇章，例如尤三姐，包括鸳鸯，鸳鸯最后也宣称：你要逼我，我就自杀，因此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首席大丫鬟鸳鸯遇到这种事情，无疑结局就会不同。她可能会坚决地拒绝，如果一定苦苦相逼，那么，她会怎么说呢？那我就站着进来，横着出去！可是，秦可卿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她只能顺从，这是她的无奈！性格决定命运，她的性格相对来说是太软弱了。何况，她就是想反抗，她也得有资本啊，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想干成一件什么事，你也得有实力啊，在《红楼梦》里面，相对来说，她是最没有实力的。一个被抱养的女孩子，从小无依无靠，因此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她没有可能去反抗，从主观的角度来说，她也没有能力去反抗，最终软弱的性格就导致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其次是出身太凄苦。孤儿的出身使得她内心里更多地存在着对长辈的依赖，也更多地期待别人的关怀。可是，作为丈夫的贾蓉却根本不谙人事，一个小帅哥，只知道自尊自大，整天游手好闲，哪里懂得珍惜、呵护她？而贾珍这样的成熟的男人就完全不同了，一个成功人士，一个高官，于是，她把感情错误地倾注在了贾珍身上，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她喜欢依恋别人，喜欢有一个肩膀去依靠。然而，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秦可卿也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是，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一个秦可卿不得不犯的错误，因为她是人，人所具有的，她无不具有。对于人性复杂性的体恤和同情，使得曹雪芹注意到了在秦可卿的“错不可赦”背后人性的期待。严格地说，这种人性的期待并不为错，对于她这样一个孤儿来说，尤其是如此。可是，一旦误入了伦理道德的禁区，这种期待就被打上了“贪婪”的标签。因此，谁又能说，秦可卿不是死于自己的“贪婪”呢？这无疑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同时，也正是她的可悯之处。

说起来，当人生“再多一点点”的期待失控疯转成一个叫做“贪婪”的漩涡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更无法控制的又何止可卿一人而已？张爱玲打过一个很精彩的比方，她说在命运的漩涡里不能自拔的人，就像闯了祸的小孩，茫然无助，只能任凭命运的推搡，却根本不知将去向何方。秦可卿确实犯了大错，贾珍似乎错得比弱者秦可卿更加不可原谅，可是他二人的错误，有谁不是从并不为错的怦然心动开始的呢？更残酷的是，对于秦可卿而言，不，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人生有多少“对”“错”是可以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呢？

看到秦可卿，如果我们只看到淫荡，只看到秘录，只看到别人的沦陷，那说明我们的心和曹公还离得很远、很远；看到秦可卿，如果我们也看到了人性的可悲可悲悯，也看到了人生太多的无可奈何，也看到了鲁迅所说的，将小说中的他们和自己“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1]。那或许说明——我们还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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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连载·之二

第十三讲 说赵姨娘：她不是清水，而是碳酸饮料

“一块是成样的”也没有的人生

《红楼梦》里有著名的三大粗话：“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第7回），这句话出自焦大之口；“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第6回），这句话出自刘姥姥之口；还有一句，“看人下菜碟”（第60回），这话出自谁之口呢？当然是赵姨娘。

说到骂人，虽然凤姐、晴雯这些《红楼梦》里“快嘴李翠莲”类型的人物有时候也骂一骂，偶尔说话也带个脏字儿，不过那多半是口头禅或者市井俗语，顺嘴顺说地带出来的。要论骂人的粗鄙下流，赵姨娘绝对可以位列“红楼梦”第一。你看第六十回她和几个小丫头大闹的片段，在三百来字的一段话里，她就脱口而出地骂了诸如“撞尸的”、“挺床的”、“浪淫妇”、“小淫妇”、“毛崽子”等不堪入耳的词，比这还难听的词儿更多，前前后后算起来，那一回赵姨娘超常发挥了十多个不忍卒听的脏词儿。因此，在《红楼梦》里，在骂脏话上能勉强和赵姨娘过过招的，恐怕也只有焦大了。

而且，要说你骂骂不称意的人也算事出有因，但赵姨娘骂起人来，大有“横扫千军”的架势，连自己的宝贝疙瘩贾环也不放过：“垫了踹窝”，“下流没脸”（第20回），“下流没刚性”（第60回）“没造化的种子，蛆心孽障！”（第62回）都是她经常耳提面命地“教导”儿子的话。

这样，“《红楼梦》中嘴上最没干没净的女人”的“宝座”肯定是没人敢跟赵姨娘抢的了。这还没完，如果投票选举《红楼梦》中“心里最怨恨不平的女人”，赵姨娘肯定也能当选。而且就因为她所到之处，无不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如果再投票选一个《红楼梦》里“最让人讨厌的女人”，无论是贾府的男女老幼，还是三百年来《红楼梦》的读者，大家也肯定会“鼎力支持”赵姨娘。

通览全书，居然没有一个人——包括她的女儿探春和儿子贾环——说过赵姨娘半个字的好话。却有数不胜数的各色人士数落过她的不是。

“嘴上最没干没净”、“心里最怨恨不平”，为人“最让人讨厌”，这三宗“最”难道就是赵姨娘在《红楼梦》里里外外的全部“战绩”了吗？可能还漏了一条，赵姨娘也是“《红楼梦》里最需要被关心抚慰的人”。平心而论，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令人厌弃的人物身上，曹雪芹也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了他对人物一贯的认真“倾听”以及同病相怜、同哭同悲的悲悯情怀的。

在《红楼梦》里，赵姨娘确实是一个最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但责任并不完全在她自己身上。

说起《红楼梦》里人物生存环境的险恶，我们可能很容易怜香惜玉地想起“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黛玉，很容易想起“风流灵巧招人怨”的晴雯，可是还有一个人，她的生存环境也很险恶，或许是更加不堪，这个人就是赵姨娘。可是，在所有人都对赵姨娘说长道短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认真注意过她在贾府生存的艰难处境呢？恐怕还是《红楼梦》里那个向来冷眼旁观却又一切心知肚明的平儿看得真切，她倒是替赵姨娘说过一句公道话，她说在贾府里，赵姨娘的处境叫做——“墙倒众人推”。

这句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赵姨娘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像发了疯的狗似的逮谁咬谁的。对于那些真心对她好的人，她也会对那个人很好。比如彩云。彩云是王夫人的丫鬟，虽然不直接归赵姨娘领导，但彩云对赵姨娘母子很关照，隔三差五地从王夫人那里偷拿小玩意给贾环玩，甚至不惜在事发之后为赵姨娘顶缸替罪。当然，这里面有一半的原因是爱屋及乌，因为彩云和贾环私下里在谈恋爱。金钏就曾经向宝玉卖过他俩的“花边新闻”，“我倒告诉你个巧宗儿，你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同彩云去”（第30回）。再从贾环得了高级化妆品（蔷薇硝）就乐颠颠地跑去彩云面前献宝和听说宝玉替彩云蒙混过关以后贾环的醋性大发看，确实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宝玉再“万人迷”也有不吃他那一套的。因此，赵姨娘就对彩云也挺不错的，还为彩云而大骂过自己的儿子，“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让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

又比如赵姨娘对老公贾政想来也不错。《红楼梦》里就专门写过贾政和赵姨娘的夫妻夜话，和他们之间自然亲切的交流相比之下，贾政和王夫人就很不像是对夫妻了，不要说在王夫人房里过夜没写过，就连夫妻之间的体己话在《红楼梦》里都从没说过一句。零星的几次王夫人和贾政之间的沟通也都像是两个部门领导在开工作“通气会”。

但是，除了儿子的情人和自己的老公之外，好像赵姨娘也确实没对贾府里的谁表示过友善。相反，她的四处出击，满嘴喷粪却屡屡令人印象深刻，想忘记都难。书里说这个女人的特点是“每生诽谤”（第56回），又说她“每每生事”（第55回），就是一天不给人使绊下套，一天不在背后放别人坏水，她就不舒服。事实也是这样。从主子到奴才，赵姨娘几乎得罪遍了贾府上下每一个层次的人。

比如前面说的和贾府的小丫头掐架那一回，芳官已经说了是因为“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他的”，她还是不依不饶，伸手就是两耳刮子。结果闹得衣裳也撕破了，头面也扯掉了，还被几个小孩子撞跌在地。跌了人不打紧，面子掉地上了才难看啊。

又比如有一次两个下人因为工作开小差得罪了尤氏，王熙凤听说以后就派了她的手下林之孝家的赶紧过去处理一下，尤氏看事情不大，林之孝家的因为并不当班，也不太了解情况，更何况已经是“八小时以外”的晚饭时间了，就跟她说没事了，可以回去了。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化无”的
家常琐事，可是赵姨娘真是时刻不放过架桥拨火、挑拨是非的机会。林之孝家的回家路上遇见了赵姨娘，“姨娘因笑道：‘嗳哟哟，我的嫂子！这会子还不家去歇歇，还跑些什么？’林之孝家的便笑说何曾不家去的，如此这般进来了。又是个齐头故事。赵姨娘原是好察听这些事的，且素日又与管事的女人们扳厚，互相连络，好作首尾。方才之事，已竟闻得八九，听林之孝家的如此说，便恁般如此告诉了林之孝家的一遍，林之孝家的听了，笑道：‘原来是这事，也值一个屁！开恩呢，就不理论，心窄些儿，也不过打几下子就完了。’赵姨娘道：‘我的嫂子，事虽不大，可见他们太张狂了些。巴巴的传进你来，明明戏弄你，顽算你。’（第71回）”这就完全是无事生非了。本来是林之孝家的职分之内的事，凤姐派她过去处理是很应该的，尤氏不想因为一点小事麻烦她又打发她回去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怎么就是“戏弄”、“顽算”呢？而且这件事与赵姨娘毫无关系，她却奋勇无畏地甘当“搅屎棒子”，除了故意使坏真的很难再做别的理解了。

在贾府，赵姨娘诽谤的“火力焦点”主要是两个人，宝玉和凤姐。她攻击诬陷宝玉为的是她的儿子贾环，在贾府里宝玉越是像块儿“宝”了，她就觉得自己儿子像根儿“草”，这是让她特别气愤的，“也不是有了宝玉，竟是得了活龙。”（第25回）。所以，虽然宝玉从来不敢招惹赵姨娘母子俩，她却特别热衷在贾政和王夫人面前放宝玉的坏水。有一次老太太表扬了宝玉，丫鬟赶紧汇报到王夫人那里，“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当着众人，太太自为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第37回），高兴得立刻给汇报得恰逢其时的丫鬟打赏。其实这里的王夫人想堵的“嘴”哪有“众人”，只有一人嘛，就是这位成天告黑状的“赵姨奶奶”。可见，王夫人实在是被赵姨娘的“抹黑行动”弄得不胜其烦。

比如赵姨娘经常对外宣称自己的儿子都被宝玉给欺负怕了，可实际的情况呢？“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 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他了’”（第20回）

又比如她告状说宝玉屋里的人事编制有问题，按规矩只有贾母、王夫人这个级别的领导能配月工资为“一两”银子的丫鬟，可是宝玉屋里的袭人工资却超标了一倍。王夫人给她搅和得没办法只好把凤姐叫过来，一问才知道“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第36回）

使坏的遭数多了，宝玉连带他屋里那些丫鬟知道要严防赵姨娘，比如麝月的警惕性就很高，她听说宝玉送了一瓶插花到王夫人房间，立刻联想到了家什管理的问题，说：“那瓶得空儿也该收来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赵姨奶奶一夥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第37回）

又比如宝玉过生日，私下里瞒着大人唱了一回卡拉ok，第二天，宝玉的高兴劲还没过去，袭人就提醒他说：“今儿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了。”（第36回）除了赵姨娘，还能是哪个“有人”呢？

从前八十回来看，除了捣鼓点迷信巫术害得宝玉大病一场之外，赵姨娘对宝玉下得最重的毒手还是关于宝玉早恋的问题。晴雯被撵病死也与此大有关联。有一次凤姐听王夫人在夸袭人如何如何贤良，宝玉交给她如何如何令人放心，她就趁势说，那就干脆明讨了她给宝玉做小老婆不是挺好？王夫人一口回绝了，主要原因之一“老爷也不许”（第36回），可见贾政在要严防死守孩子早恋的问题上是特意交待过王夫人的。因此王夫人虽然喜欢袭人，而且也把她的工资待遇提高到了姨娘级别，但始终是暗地里进行，而且是从自己的工资里拨钱，就是不想让贾政知道的意思。结果赵姨娘知道了，她知道贾政是绝不允许宝玉早恋的，所以找了个机会就在贾珍身边吹枕头风，把这件事汇报给了贾政，“赵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爷还不知道？’贾政听了忙问道：‘谁给的？’”（第76回）事后贾政肯定是找王夫人谈过话的，王夫人也顶不住了，正好借着抄检大观园，拿晴雯做法，来作为对此事的处理。书里说的是“王夫人皆记在心中。因节间有事，故忍了两日，今日特来亲自阅人。一则为晴雯犹可，二则因竟有人指宝玉为由，说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教习坏了。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较甚”（第77回），可见，晴雯不过是这一件“较甚”的事情的替罪羊而已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红楼梦》里，王夫人特别讨厌赵姨娘，讨厌到连名字都不想提，但凡王夫人说“有人”如何如何说，那个“人”不可能是别人，肯定是赵姨娘。比如她问凤姐有没有克扣丫鬟工资的事，也说“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是什么原故？”（第36回）

不过，让赵姨娘最不能忍受的还不是宝玉，“他还是小孩子家，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我只不伏这个主儿。”，那么，赵姨娘在贾府家门里最恨的人是谁呢？“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儿来。”就是琏二奶奶，王熙凤。事实上，赵姨娘在王夫人跟前乐此不疲地告凤姐的黑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赵姨娘对凤姐是既恨又怕。恨的是凤姐特别看不起她们这些姨娘，尤其看不起她，怕的是凤姐这个人太厉害，在贾府位高权重，伸出小指头就能把她捏死，马道婆无意中只说了她的名字，赵姨娘就吓得发抖：“赵姨娘唬的忙摇手儿， 走到门前，掀帘子向外看看无人，方进来向马道婆悄悄说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其实赵姨娘特别嫉妒的就是凤姐的大捞特捞而自己却捉襟见肘，连烧香的钱都没有。但是嫉妒归嫉妒，胡闹归胡闹，要赵姨娘明着上门挑战凤姐，是打死她也不敢的，“赵姨娘道：‘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赵姨娘怕凤姐到了连她的丫鬟平儿都怕的地步。为了自己弟弟的丧葬费，赵姨娘和探春、李纨等人一哭二闹三上吊地胡闹了一场，可是“忽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赵姨娘听说，方把口止住。只见平儿进来，赵姨娘忙陪笑让坐，又忙问：‘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没得空儿。’”（第55回）赵姨娘的前倨后恭、欺软怕硬的表演转换得如此迅速，还真是让人惊讶。

而且，很人感到奇怪的是，对她的利益有威胁的人赵姨娘屡屡诽谤生事，那至少还算是个“原因”吧。可是对她压根没威胁，甚至根本无关的人，赵姨娘的“毒舌”依然毫不留情。

比如说宝钗。宝钗其实是《红楼梦》里最会“做人”的女孩儿了，她已经能“修炼”到在人际关系上几乎没有缺点的地步了。而且宝钗对赵姨娘的儿子贾环也挺好，哥哥外出带的小礼物，她也一样不少地给贾环送去了一份。更何况宝钗还是贾府“外四路”的亲戚，根本不可能与贾环或者赵姨娘发生争家产这样的事儿。可就是这样，也没见赵姨娘少说她的坏话。有一次宝钗就跟李纨、平儿交待说，你们在大观园里搞经济改革我很支持，但是你们千万别把我家的下人安排到大观园里来工作，为什么呢？“有人说闲话”（第56回）。除了赵姨娘，还能有谁呢？可见平时“闲话”确实没少说吧。

又比如黛玉。黛玉是一个孤儿，她寄人篱下地住在贾府，已经是 “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了，可是她还是感受到了来自某人的“舆论”压力：“黛玉道：‘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 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第45回）在《红楼梦》里特别仇恨宝玉和凤姐，仇恨到了要用下“咒”的办法来迫害这两个人的“他们”，还不就是赵姨娘一个嘛。

不过，最奇怪和最令人吃惊的还不是赵姨娘对宝钗和黛玉的言三语四。无论她对贾府的其它人怎么心怀怨恨，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总不至于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放过吧，赵姨娘偏是如此。鸳鸯就特别气愤、特别看不起赵姨娘的这副嘴脸：“如今咱们家里更好，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奶们，一个个心满意足，都不知要怎么样才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挑三窝四的……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老太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里怨言还罢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听着也是不好。这可笑不可笑？”这里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讲的也是赵姨娘。

那么，为什么赵姨娘要到处地惹是生非呢？言为心声，从她那张整天说长道短又亟待“除臭”的口中，我们不难猜到她的心。赵姨娘心里实在是积聚了太多、太多的脏东西了，像个大垃圾场。她的“每生诽谤”大多是她阴暗心理的投影和宣泄。咱们先撇开赵姨娘不提，来看苏东坡的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苏轼与佛印和尚斗智，苏轼问佛印说：你看我像什么？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佛印又问苏东坡说：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以为捞着便宜了，就说：我看你像一陀狗屎。回家以后，苏东坡很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笑他说：老哥，你又输了，他看你像佛是因为他心中有佛，你看他像狗屎是因为你心里都是狗屎。赵姨娘无疑就是一个心里有“狗屎”或者心里满是“狗屎”的人。所以她看世界、看人生，自然是处处皆“狗屎”了。

从苏东坡的故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赵姨娘的种种行为了。我们会发现，在《红楼梦》里，赵姨娘是一个特别容易生气，特别容易发急，又特别容易觉得自己吃了亏、受了欺负的人。她对世界和人生的想象都是充满敌意的，所有的人都对她不好，所有的人都是她潜在的或者现在的敌人，但是这个对世界抱着绝对敌意心态的赵姨娘，又没有足够强大的绝对破坏力去和她眼中满是“狗屎”的世界抗衡，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总给别人脚下使绊，总在别人身后捣鬼的猥琐的女人。

但是，如果曹雪芹仅仅是写赵姨娘这个人心里满是“狗屎”，成天无恶不作，那他还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同样地，如果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她满嘴是“狗屎”，甚至满身是“狗屎”，那么，我们也没有读懂赵姨娘，或者说，我们还远没有跟上文学大师的步伐。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他写出了这个言行恶毒、心态扭曲的女人内心深处的辛酸与苦涩。天才比庸才多出的可能只是一点点，曹雪芹多写出的这“一点点”就是：他写出了“是谁把‘狗屎’装进了赵姨娘的心灵？”

其实，从《红楼梦》的另一些人身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赵姨娘原本不是这样。比如，如果我们问，赵姨娘二十年前是谁？肯定是宝玉屋里那个最最风流灵巧的晴雯啊。赵姨娘是贾政屋里的丫鬟，她是被贾政自己挑中，把她从丫鬟升为姨娘的。贾政年轻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贾母有一次开玩笑的时候“揭发”过，说他年轻那会儿比宝玉还淘气。什么叫做比宝玉还淘气呢？就是和宝玉一样喜欢那些诗词歌赋，喜欢那些美好的东西，而不喜欢什么仕途经济学问之类的嘛。而王夫人是一个对这些充满灵性的东西毫无兴趣的人，简直就像是两个大字写脸上——“无趣”，远远地就能看见。所以贾政喜欢的当年的赵姨娘，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你能想象宝玉会挑中一个像今天的赵姨娘这样面目可憎的女孩儿吗？躲都躲不及啊。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赵姨娘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儿。不仅可爱，而且，赵姨娘的相貌也一定是很美丽、很出众的。因为贾母就说过，贾家挑媳妇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相貌好，“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第29回）当年，赵姨娘如果满足不了贾母开出的这些条件，过不去老太太这一关，贾政也不敢娶她做小老婆啊，不仅如此，说不定赵姨娘就是贾政的妈像派晴雯给宝玉一样派给贾政的呢。

而且，我们再看看赵姨娘漂亮的女儿探春，从探春身上我们也可以想见赵姨娘当年的风采。此外，我们再看看今天的赵姨娘，赵姨娘发起脾气、骂起人来和谁的神色最像呢？晴雯。且看晴雯是怎么骂小丫鬟的：“晴雯因骂道：‘什么蹄子们，一个个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够，偶然一次睡迟了些，就装出这腔调来了。再这样，我拿针戳给你们两下子！’”“晴雯便道：‘别放诌屁！你们查的不严，怕得不是，还拿这话来支吾。’”（第76回）这样的话如果改为“赵姨娘骂道……”和“赵姨娘便道……”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或者突兀。这样，我们就能很自然地想象到赵姨娘的过去，她也曾经是一个很美丽、很可爱的女孩，她可能也有一点小聪明，可能也有一点小脾气，她原本对自己的未来可能也有晴雯或者袭人那样的美好
设想，就是能长长久久地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能从作为奴才的“丫鬟”晋升为风光和受人尊重的“姨娘”。可惜结果却完全不如赵姨娘所愿。一年复一年的生活教育了她：原来姨娘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奴才。她永远无法与和她睡在一起的男人站在一起，坐在一块，也没有人会给她以“主子”的尊重。说到底，一个高级奴才还是个“奴才”。

在贾府，主仆分野是非常清晰的，而被称为是“半主子”姨娘其实地位非常低。贾府用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残酷地标地了“谁是主子”，“谁是奴才”。我们只要看看《红楼梦》里的财货的配给，就会一目了然地知道主子夫人和奴才姨娘之间的落差到底有多么巨大。比如“月钱”吧，王夫人和赵姨娘同为贾政的“老婆”，月工资却有天壤之别。王夫人的月钱，也就是月工资是多少呢？二十两。赵姨娘呢？二两。相差了十倍。那么，二十两是多少呢？《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就曾经算过一笔账，她说你们家吃一顿饭的钱够我们这种平民家庭过一年，那顿饭吃了多少钱呢？“二十多两银子”（第39回）。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王夫人一个月的最低工资（还不算她作为诰命夫人而享受的政府津贴待遇和年底的田租、年例等等）的“购买力”有多大了，它是一个普通家庭将近一年的生活费。赵姨娘呢？每月二两，那当然就是个工薪族咯。工资是如此，我们还可与看看赵姨娘的“存折”，也就是所谓的“梯己”。赵姨娘请马道婆帮她害人，却拿不出现钱来做报酬。只好先打了一个五百两银子的欠条，但是干坏事的材料费、工本费你总得给人家吧。为了能彻底拔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赵姨娘狠心下了血本，倾尽了自己全部的财产，是多少呢？“零碎攒了几两梯己，还有几件衣服、簪子”（第25回）。在贾府十余年，只攒下这么一点儿碎银。赵姨娘的处境也确实够可怜的了。

不仅如此，贾府为了清晰地标示出“主子”和“奴才”之间的不同，就连“主子的奴才”和“奴才的奴才”在工资待遇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凤姐在向王夫人汇报工作的时候就交待地清清楚楚：王夫人的贴身丫鬟有四个，月钱是一两银子，“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 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第36回）在《红楼梦》里，两吊钱等于一两银子。那么，如果统一以“吊”为单位来计算的话：王夫人，四个丫鬟，每月工资为两吊钱；赵姨娘，两个丫鬟，每月工资起初为一吊，后来减为半吊。区别大不大？说到底，丫鬟工资上的区别反映的还是她们所服务的对象——夫人和姨娘之间的差别。而且，不光是钱，姨娘在贾府物流的分配上也是非常吃亏的。比如有一次马道婆来看赵姨娘，见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湾角，赵姨娘正在粘鞋。“马道婆道：‘可是我正没了鞋面子了。赵奶奶你有零碎缎子，不拘什么颜色的， 弄一双鞋面给我。’赵姨娘听说，便叹口气说道：‘你瞧瞧那里头，还有那一块是成样的？ 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手里来！’”所以，就连马道婆这种人都敢嘲笑经济拮据的赵姨娘，说：你还是省省吧，想害人又拿不出钱来，“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第25回）

如果说财物的分配只是姨娘家庭地位的物质方面，那么，赵姨娘以及贾府的其他“姨娘”们的许多生活细节则更能够说明问题：姨娘，只是经济收入略高的一种奴才，她们从来没有被当做“主子”来尊敬过，甚至没有被当做一个正常的人来尊重过。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姨娘”是可以交易的。贾赦赏给儿子贾琏的丫鬟秋桐就是他的“姬妾丫鬟”之一，有一次夏金桂找茬儿和薛蟠大闹，薛姨妈急了，脱口而出就说：叫个人贩子来，把香菱给卖了，图个大家清静。香菱可是他们薛家“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办过喜事的正式“姨娘”啊。贾琏有一次见了香菱，“眼馋肚饱”的老毛病又犯了，凤姐跟他开玩笑说，“你要爱他，不值什么，我拿平儿换了他来好不好？”（第16回）虽然是一时的气话和玩笑话，但是这也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里，妾的买卖、交换都是一种很平常也很正常的现象。

再比如，“姨娘”不是家人。贾府是名门侯府，外事活动很多，男人在外做官，夫人们之间会互结为“手帕交”，这是古代中国官场的惯例。小说里，王夫人就经常外出活动，但是像李纨这样的寡妇会惨点儿了，李纨很少出门，因为要符合封建大家族对寡妇“清静守节”的要求。即便是这样，李纨还是跟着老太太出过一次门（去清虚观打醮看戏）。那次贾母特别高兴，一声令下，说：家里没事儿的女眷都跟我逛去。结果大家都去了，包括贾府那些下人，丫鬟、媳妇、婆子、奶娘、老嬷嬷。但是，找遍了兴高采烈的人群，唯独没见两个人，赵姨娘和周姨娘。为什么呢？因为在家规森严的贾府，姨娘的身份太尴尬了，她们只是性的玩具和生育的工具，不在“家人”之列。同样，家祭时，姨娘也是不被允许参加的，而且姨娘死后，她们的牌位是无权进入宗祠享受后代香火供奉的。最真实地讲：赵姨娘和贾家的关系其实就是——“没有关系”。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赵姨娘平时的生活片段，就会更加清楚了。比如，我们知道赵姨娘晚上的时间是要奉献给贾政的，那白天的时候，赵姨娘在哪儿活动呢？她又在做些什么呢？有一次贾政把宝玉和其他几个孩子叫去训话，宝玉只好战战兢兢地去了，“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儿、彩云、彩霞、绣鸾、绣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躬身进去。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惟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第23回）这个片段最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礼出大家”真是名不虚传，每一个平常生活的细节都是纹丝不乱的。比如主子在里间商议事情，丫鬟们只许站在门外的廊檐底下等着，又比如家长在炕上坐着，孩子们只能在地下的椅子上坐；再比如弟弟妹妹见了哥哥要站起来以示尊重等等。不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赵姨娘的位置。短短数十字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却很丰富：第一，有资格和贾政对坐一排说话的只有王夫人，赵姨娘在贾政和王夫人面前是没有资格坐的，这一点连她的儿子都不如。第二，贾政和王夫人并几个孩子商议事情的时候，赵姨娘是没有资格参与、甚至没有资格旁听的。第三，晚上为贾政服务，白天还要听候王夫人调遣，赵姨娘在白天的工作基本和王夫人的高级丫鬟无异。小说里就写过，赵姨娘正在和马道婆说话，一个小丫鬟来叫，说：你怎么在这儿啊，王夫人让你赶紧去。赵姨娘起身就走，半分钟都不敢耽搁，这还不是个高级丫鬟是什么？

又比如还有一次，贾母逛园子走累了，“王夫人恐贾母乏了，便欲让至上房内坐。贾母也觉腿酸，便点头依允。王夫人便令丫头忙先去铺设坐位。那时赵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众婆娘丫头们忙着打帘子，立靠背，铺褥子。”（第35回）结合前面那个给宝玉“打帘子”的赵姨娘，我们完全想象得到贾府这些“姨娘”们白天也都没得闲，还是一样要努力干活儿啊。

不过，挣钱少，干活累还在其次，其实最让赵姨娘不堪忍受的还是贾府上上下下对她的歧视态度。

按说被男“主子”当作泄欲工具和生孩子的工具已经够倒霉的了，可是赵姨娘还不时会被家里的其他女“主子”当作撒气的工具，随便呼来喝去地教训。这就更让赵姨娘郁闷不已了。比如说，第二十回，贾环赌输了钱，回来后编瞎话说宝玉和其他丫鬟合起伙来欺负他，赵姨娘嫌贾环不争气，在自己屋里训贾环。“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到耳内。便隔窗说道：‘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作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顽去。’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忙唯唯的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则声。”

赵姨娘管儿子，凤姐却说“与你什么相干？”可见她连自己的儿子的地位都不如，因为贾环“现是主子”，言下之意，赵姨娘“不是主子”，“不是主子”的娘，哪能管束“是主子”的儿子？看起来荒唐，可是封建大家庭的“礼”就是这样。

接下来，凤姐更是借着训贾环的机会，指桑骂槐反把屋里不敢作声的赵姨娘一通好训，什么“你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什么“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更有“你明儿再这么下流